异族人在杨坚心中的地位也就那样，就算是全死了，他也只会拍手称快，而不是以妇人之仁的方式去唏嘘、感叹。毕竟这是种族之间的斗争，没有丝毫手下留情之说。
“我明白的。”杨集忽然想起了一事，笑着说道：“大伯这番话，若是被王通听到，恐怕又要叽里咕噜一大通了。”
王通乃是当世罕见的经学家，虽然只有二十岁，却已名冠士林，尤其是他的父亲王隆，曾在开皇初年，奏过《兴衰要论》，得到过杨坚称道。
而王通前不久向杨坚奏上《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深得杨坚赞赏。
只是王通坚决的认为人性本善，天然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德”。只要通过教育才能帮助人们养成完全的人格，就能达到“乐天知命，穷理尽性”的境界，最终成为“君子”“圣贤”。
他这番空泛的理论，素来重视实干之才的杨坚就不爱听了。
杨坚当这么多年的皇帝，惩办的贪官污吏多不胜数，最高记录是把冀州几百名贪官污吏、不称职官员、不作为官员罢免干净，使州县肃然。他对吏治的大力整肃，上裕国库、下纾民困。可以说，大隋能有今天的隆盛，依法治国实为要因。
而王通一个毛头小子连个县吏都没有当过，连大隋是如何富足、百姓是如何安康的根本原因都不知道，却大谈人性本善、大兴德治，这不是与大隋既定国策相悖么？
但是杨坚又十分看重这小子，希望他的思想之中多些实干，少些浮夸扯谈，于是便任命他为益州司户书佐，希望他多接触一下底层老百姓，以便完善自己的思想主张，然而这小子心高气傲，都没有上任就辞官了。
杨坚作为一个皇帝，手中有的是人才，怎么可能把这么恃才傲物、不切实际的小子放在心上？若非杨集提起，他都忘了这号人物。
此时听到杨集提起王通，便摇头失笑：“王通是太原王氏的子弟，由于有天才、神童之名，一直受到家族重视，自小就生活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锦衣玉食之中，岂知世态之艰难？若是生活在乱世之中，或是饿上几天，就不会鼓吹人性本善那一套了。你要记住，当你准备重用一个人时，不能看他说什么、也不能看他有多大的名气，而是要看他做过什么，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而不是夸夸其谈之辈，若是你实在想用这种人，最好把他扔到艰苦的地方磨砺一番。”
“多谢大伯教诲。”杨集笑了起来，他心中对杨坚这番用人之道是十分赞同的。
当他仔细想想，却发现目前的大隋王朝中枢，没有几个拿得出手的儒派大臣。
相对于声势无双的关陇贵族，号称儒学正宗的山东士族在大隋中枢的势力十分孱弱，细究起来，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大隋王朝注视实干、轻视浮夸的儒术，自从废除了士族赖以生存的九品中正制以后，使山东士族对大隋王朝心怀不满，大都专注于家族教育而不愿出仕。
二是在河阴之变中，尔朱荣把北魏朝廷中的山东士族官员屠杀殆尽，使山东各大名门望族惨遭重创，至今都没有恢复元气。
最关键的一点，则是大隋王朝与北周一脉相承，宇文泰建立起来的关陇贵族是东魏、北周、大隋的核心之力，而山东士族主要效力于高欢的西魏和北齐。杨坚为了胜利代周，以北朝之力迎战强大的北突厥、南南陈，所以需要团结关陇贵族一切力量，因此需要向关陇贵族进行妥协，致使朝廷中枢的官员多是来自于关陇贵族，尤其是军队，几乎被关陇势力牢牢控制。
皇帝杨坚的不重视、关陇贵族的排挤，使山东士族在大隋王朝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只能通过九品中正制延续下来的自荐、举荐等方式，担任无关紧要的地方职务。
尽管杨坚现在开始扶持山东士族对抗关陇贵族，不惜让闻喜裴氏中的裴矩出任大权在握的吏部侍郎，但山东士族之前在朝堂上的势力太过薄弱，所以裴矩的崛起只是一种偶然、一种意外，并不能改变大隋王朝势力构成，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等传统士族，都没有出现一个朝廷高官。
杨集知道杨坚因为重实才、重法治、不尊儒，导致他被手握笔杆、书写史书的儒士黑得一塌糊涂，历史地位毁誉参半，但是他的历史贡献摆在那里，怎么黑都抹不掉他的功绩，于是只能淡化他的地位、存在。
在谈到三省六部时，不吝锦绣文章盛赞唐朝，对杨坚则是一笔代过，而“租庸调”变成了唐朝所创；每每提及大兴城时则是说隋朝劳民伤财，可一到唐朝则是笔锋一转，大大的褒奖盛世长安。倒是外国史学家在书写杨坚时，能够以公正客观的眼光，给予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若是大隋王朝照着杨集所熟悉的方向发展，隋朝肯定被写成连大隋人都不认识的模样。而他杨集估计也被搞成一个屠夫。
念及于此，杨集便向杨坚说道：“大伯，我要在凉州做一件事，需要用到很多纸匠。您给我安排一些出色纸匠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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