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个大家庭，生活和经济负担都很重，从小就过惯艰苦生活的范仲淹自然知道节俭。然而朱家本来已是长山有名的富户，其它朱家兄弟也就不一样了。他们从小奢侈惯了，范仲淹却看不惯。面对他们那种觉得无所谓的样子，便多次进行规劝，不料朱家兄弟听后更是不以为然。说得多了，有一次竟然老大还脱口而出：“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何事？”范仲淹听了突然一怔，觉得话中有话，便追问起来，这时才有人告诉他：“你乃姑苏范氏之子，你是母亲带到朱家的。”这事使范仲淹内心颇受刺激而震动，于是下决心要脱离朱家，云过自己独立的生活。
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谢观音让范仲淹休学去当学徒，以学习经营商贾技艺。但是干了一个来月，因为看不惯商人们的虚伪和奸诈，便回家请求母亲允许他继续求学。继父朱文瀚得知后，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夸奖他，并积极支持他继续读书。
天圣四年（1026）八月二十九日，谢观音病故，享年六十四，被追封为颖川郡太君，后追封吴国太夫人，秦国太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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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丁母忧期间，为母亲安葬而奔波于商丘、苏州、长山之间。此时苏州范氏家族以改嫁为由，拒不承认谢观音与范墉夫妻的合法性，干扰他们合墓；长山朱氏家族，主要是朱文瀚与初氏的儿子，以谢观音为续妻，且又被范氏接走为据，拒绝谢观音与朱文瀚合墓。在无办法的情况下，范仲淹将其母谢观音暂时葬在应天府宁陵职田（河南商丘）。
她出生后二十六年儿子范仲淹出生，逝世后二十六年儿子范仲淹逝世。她分娩生下范仲淹这一天，母亲刘氏老夫人却在同一天突然去世。一生一死，悲喜难辨。她与母亲刘氏都是独生女儿，她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三代都是上门女婿和准上门女婿。范仲淹婚后寄居岳父家。她父亲谢东霖活了六十四岁，自己活了六十四岁，儿子范仲淹也活六十四岁。
谢观音二十六岁成亲，二次婚史。先赘范氏婿生一子范仲淹，后嫁朱氏生三子。殁于天圣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四，初封为颖川郡太君（四品），先后追封吴国太夫人、秦国太夫人（一品）。她大龄晚婚，一生二次婚姻，逝世后两起夫家祖坟均不兼容，无法与丈夫葬在一起，由儿子买地别葬，一个也不见。她一生生育了四个儿子，一范三朱，死后却全葬在她身边，一个也不少。还有范家四个孙子，以及一个侄孙、九个曾孙、六个重孙，以及两个重孙媳妇，全部安葬在她身边，直至宋室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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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庆历新政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范仲淹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等名将，其他如张亢、王信、周美等，都是当时被范仲淹提拔；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庆历三年（1043年），因战事稍缓，被召入朝，授枢密副使。后拜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范仲淹虽感谢皇恩，却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遂亲笔诏书，开天章阁、陈设笔砚、赐坐以待。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年六十四。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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