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当直播带货主播，关莎原先非常排斥，但当她在双胞胎姐妹的直播间踩坑，在是否与倪蝶合作这个问题上进退两难时，她的内心也不是完全没动摇过。
互联网时代，似乎谁敢曝光自己，谁才有可能获得流量，而谁坐拥流量，谁才能获得话语权与无限商机。
既然启动资金如此有限，是不是就应该不按常规套路出牌，发挥自身优势放手一搏？
通过不懈的打拼，倪蝶拥有了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工厂，在青阳经城区更是拥有好几套房子；而云夏白的人生轨迹更为励志，从一个小山村的鱼贩之子，变成拥有千万粉丝的头部网红主播，他家山景别墅的价格连关莎的父亲买之前都得犹豫一下。
正当关莎心里对带货主播的成见开始被巨大的利益所消磨时，萧杰的一句“不对”让她警惕起来。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萧杰说，“以前美国有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叫艾伦·唐尼，他做过一个实验，就是通过调查的方式了解一个学校每个班平均有多少学生。
他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不同的调查方式得出来的结论不仅不一样，而且差距很大。
艾伦·唐尼当时调查的这所学校是美国的普渡大学，他去教务处直接要数据，这个数据自然是教务处文员用全校总人数除以总班级数得出来的结果，平均每个班有35人。
按理来说这个数字是准确的，但当艾伦·唐尼在校园里随机采访学生，问他们自己所在的班级一共多少人，得出来的结果是平均每个班有90人，你们想想，为什么差异会这么大呢？”
此时服务生开始陆续将茶点摆上桌，但没人动筷子，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萧杰身上。
萧杰也并没指望关莎或者杜晶能回答，他直接给出了答案，“因为在学校随机采访学生，其实是抽查，采用抽查的方式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人数越多的班级，你抽到其学生的概率就越大，换句话说，因为90人的班级里学生多，被你抽到的可能性就比35人的班级大，所以抽查得出来的结果，往往会比实际的结果大很多。”
杜晶听后看看关莎，又看看蒋一帆，不知道萧杰要表达什么。
“一帆啊，你应该也记得这个例子吧？”萧杰问蒋一帆。
蒋一帆点点头，要说曾经教过萧杰的统计学教授，后面跳槽去了蒋一帆的学校，所以在当时这个教授举办的一个学术活动上，萧杰与蒋一帆便认识了。
蒋一帆对关莎和杜晶解释道，“其实这个调查，要论述的观点是检查的悖论，也就是平常我们偶然观察到的现象跟这个事情的实质，往往差别比较大。”
蒋一帆继而给出了另一个相似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囚徒的刑期”。
如果我们在监狱里随机抽查犯人，问他们服刑期有多长，很多犯人都会给出一个很大的数字，比如十年二十年，甚至六七十年。
但如果我们去问监狱长要这个监狱所有被关过的犯人的平均服刑年数，监狱长查看所有犯人历史卷宗后给出的准确数字仅仅只有3.6年。
为什么二者的差别又如此之大呢？
这就是检查的悖论，因为很多服刑期短的犯人，可能在我们抽查的时候已经被释放出狱了，所以目前还在监狱里的服刑期长的人占比就变大了，既然占比变大了，我们随机去调查，得出来的结果自然也就偏大。
“再说得贴近生活一点。”萧杰接过了蒋一帆的话，“平常你们觉得坐飞机，乘客很多，飞机上挺拥挤，你们认为航空公司应该挺赚钱，人那么多，旅行体验这么差，票价应该降一降。”
萧杰说的这点关莎非常认同，她平常坐飞机，前后左右都是人，空位确实少。
“但实际上航空公司说不定都在亏本。”萧杰继续道，“因为我们更容易坐上那些人多的航班，毕竟人多嘛，其包含我们的机会就大，人少的航班我们没什么机会坐上，所以如果我们去航站楼随机调查乘客，可能很多人会说航班很拥挤，但航空公司那边的真实数据有可能是平均每架飞机没几个人，公司如果不维持高票价就会亏本。”
“人少的航班没什么机会坐上……”杜晶挠了挠脑袋，不自觉重复着这个论点，萧杰后面结论她听懂了，中间某些话好像又不是很理解，也怪她从小到大就是个学渣，排名总得从后往前数。
“或者我再换一个例子。”萧杰非常有耐心，“如果你是一个红绿灯，对你来说，红灯的时间和绿灯的时间是一样的，各占50%，但如果你去街上随机采访司机，大多数人给你的答案往往是红灯比绿灯时间长，因为绿灯他们不需要停，但红灯就必须停下来等，等待的时间肯定大于畅通无阻不用停的时间，所以他们事后回忆起来，好像每个路口总是红灯时间长，而且好像他们总是遇到红灯一样。”
“您说的我明白。”关莎接话道，“您是不是想说，我们看主播，更容易看到那些拥有很多粉丝，很成功的主播，而那些粉丝人数特别少的，没什么人看的主播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就会认为当主播好像很容易就可以成功，就可以赚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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