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家为什么要将花房正幸的5500人和小笠原秀贞的5800人单独流出来，是因为秀家打算在忠清道的公州好好阴一把朝鲜全罗道巡查使李洸。
具体的参考桉例大家可以搜一下龙仁之战，就是让胁坂安治500人击溃朝鲜全罗道勤王兵6万众的龙仁之战。
也是凭借此战的功绩，才让胁坂安治被秀吉任命为朝鲜水军统帅，最终在露梁海战中葬送了大部分日本海军精锐。
历史上的李洸其实发动了两次北上勤王，第一次带着急匆匆凑出来的3万人北上，结果因为王京陷落军士溃逃而被迫撤兵。
在全罗道不同世事两班贵族口诛笔伐之下，被迫在半个月后，带着一只临时拼凑起的6万人的大军北上，企图收复王京，结果在龙仁被胁坂安治500人击溃。
根据《宣祖修订》的记载【初，洸闻倭深入，启请举兵移讨，上，下札褒谕。】
意思是朝鲜全罗道巡查使李洸，在听闻日寇深入忠清道之后，上书朝鲜国王李昖，请求动员保存力量较为完好的全罗道守备军北上勤王，王上李昖下旨褒奖。
可见李洸在面对倭寇入侵时表现的还是比较积极的。
但无论李洸主动请命也好，仓皇动员也罢，全罗道军队显然没有跟上日军的行进速度（吐槽：友军的溃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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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队行进到距汉城尚有300里的公州北部的温阳、天安时，汉城已然失陷。得到消息后的勤王军军心大乱，仓皇南撤，这也成了后来史料攻击李洸的依据之一：
《宣祖修正》至公州，有行官自京来，哭入军门急叫曰:“上已出幸，贼已入京矣。”军中惊动，一时溃归。洸使将官，守尼山石桥，开谕还集，众军露刃夺路而行。洸卽还全州，仅捕斩逃兵数人，复大发兵。【洸本不知兵略，洸惟务搜卒缮器，军无纪律，又不礼道内士大夫。至是，军兵惮于赴敌，士子咎其退缩，人情乖拂，谤责群起，大困。】
《全罗道都巡察使李公行状》提到李洸撤军一事，基本采用上面修订实录内容：至公州，有行官自京回，痛苦驰入阵中，贼已入京，上已西幸已，军中呌噪奔溃，公使别将，守尼山石桥，开谕还集，乱兵露刃，拥其将而南。公不得已而还全州。
从以上几则记载来看，李洸在京城陷落后从公州撤退，没有积极北上这一事实母庸置疑，而其撤兵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中士卒听说京城丢失之后，士兵逃散，李洸被迫返回全州整军。
在《再造番邦志》提到李洸紧急勤王，“师期太迫”“列邑守令恐被后期之谴。在道驱迫。昼夜兼程。饥渴俱逼。”，导致士兵苦不堪言，为后面公州撤军后军心彻底涣散埋下伏笔。
在当时日军长驱直入的情况下，李洸不顾实际情况，命令士兵星夜兼程，也是很有可能的。
但《修订实录》中又进一步将李洸描述的更加恶劣，说他“不知兵略”“军无纪律”“不礼道内士大夫”。这样的描述，显然与修订实录之前提到的能力出众连获提拔、同时善于发现人才的李洸形象相违背。
以上的记载都在李洸从公州退还这一主线剧情下，增添各种描述，以塑造出李洸不忠不义，而又指挥无能的形象。
李洸曾撤军这一事实不可否认，但公州撤军延误了北上时机这一事实母庸置疑，在这一点上李洸必须要担负责任。
不过在朝军全线大崩盘的背景下，李洸不可能与日军硬碰硬，同时也必须考虑全罗道的安危。
在军士因为王京陷落，王上北逃的消息吓得军心溃散的时候，撤军虽然消极但似乎也是无奈的选择。
而秀家所要做的就是让花房正幸和小笠原秀贞利用好手里的这1万人，在庆尚道善山与真田信繁直接分离，西进金山待命。
等到听到李洸带着第一批3万人北上抵达公州之后，便从金山向西杀出，拿下黄涧、沃川、连山、恩津等城，截断李洸的退路。
必要的时候北上抢夺公州，将李洸晾在公州与温仁之间的峡谷之中，将军心溃散的3万全罗道主力歼灭在忠清道内。
秀家啊手中的兵力充足，足有1万余人，对付临时拼凑限期集结后又长途奔袭疲惫，好不容易快到王京又听到王京陷落军心溃散的3万人，想来也是绰绰有余了。
而且因为秀家手里有人，不会像历史上龙仁之战一样，胁坂安治只能坐到击溃，却对追击歼灭没有任何办法。
这些溃兵说是溃兵，但是毕竟是朝鲜正儿八经的守备军，虽然说不上训练有素吧，但是一年到头的演训还是有的，毕竟也要装装门面不是。
你要说这些人没有战斗力就是看不起人家了，这些人在朝鲜官府对南方失去掌控力之后，被地方贵族收拢，更是成为反抗日本义兵的骨干力量。
再怎么说这些人也是当兵的，秀家没有理由让他们成为后来阻断我们运输线的主要力量，秀家想要尽可能将他们歼杀在公州，防止他们之后流窜。
就算杀不了这么多人，这些人毕竟是吃公粮的，力气比面黄肌瘦的朝鲜百姓强太多了，将他们掳掠到虾夷去做苦力开矿也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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