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仪后被带了下去，众人此刻都没有了继续喝酒的心情，尽管对秀吉的处置很不理解，不过没有一个人敢于说秀吉的不是。
秀吉坐回到位置上去，拿起酒碟深深的喝了一口清酒，把酒碟放下之后突然唤起了几名家臣的名字。
“虎之助、市松”秀吉先叫到的是加藤清正和福岛正则，待两人应声出列之后，秀吉对着他们说道“此次征伐明国，让你们两个为先锋如何？”
两人本就是极端的武斗派，认为战争就是武士最应该面对的宿命，因此当秀吉当众说出要两人为先锋的时候，表现自然是格外的主动。
“是！”两人齐声应和道。
秀吉对两人的表现非常满意，当众对着众人表态道“拿下明国之后，给你们封20个‘国’也未尝不可。”
国是日本的最大的领地划分单位，依据知行的多少分为大上中下三个档次，对应20万石以上，10万石以上，5万石以上和5万石以下三个档次。
当然这也是不绝对的，还有可能根据地理位置距离京都的远近以及是否有其他经济产物而发生变化。
而且因为最初的分国的时候是在平安时期，等到战国时期各领国的知行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因此最初划分早已经不合时宜了。
但是不管怎么来说，拥有20座领国那便代表着拥有不小于百万石的知行，这对于很多日本战国武士来说是非常遥不可及。
因此当秀吉当众许诺两人可以获得20个领国的时候，两个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亢奋，连带着周围的其他大名都已经跃跃欲试起来。
秀家望着左右武士表现出来的激动和亢奋，你就你难想象为什么二战的时候他们丝毫不觉得侵略别的国家是错误的行为了。
其实这不仅仅是日本的劣根性，诺曼登录英格兰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这番表现呢？这是人类的劣根性。
既然秀吉鼓舞士气的目的已经达到，他随即当着众人的面下达了出兵朝鲜的命令：
朝鲜既遣使归服（指姜沆等带着礼物来谈秀吉态度的朝鲜官员），师至，勿掳掠。若或改图，岂敢抗前行？至于汉土，文弱成习，不能当我武必矣。
以加藤清正、小西行长、黑田长政、福岛正则等九州兵为先锋，毛利辉元与同族及中国、四国将士为次队，其余逐次航海。
而本州使岐阜右府（丰臣秀长）、丰春大纳言丰臣秀家及仙台少将（蒲生氏乡）留守，以护帝都，建加蓝。
夫龙虎之将，熊罴（pi）之士，飚击而进，电掣而过，战胜攻取，前歌后舞，四百余州，可措顾而定矣。
然事有次序，先从朝鲜进兵，建行营于名护屋，大斾（pèi）亲临，指挥军势，以垂无前之伟绩于万世，岂不快哉！
（原文出自《旧记杂录后编》我略微改了一下）
这份记录表明，最起码直到开战之初朝鲜王朝对秀吉的迷惑作战还是颇具功效的，朝鲜王朝隔三差五的派使者去日本摸底的态度，被秀吉认为是对自己的恭顺。
因此秀吉的主要目标是征讨大明，并没有下死命令对朝鲜进行攻打，甚至让诸大明顾及友邦情谊，不要在朝鲜进行掳掠。
秀家是了解秀吉的，从这份文采飞扬的军令状来看，秀吉一定的下了一番大功夫的，着实为难他了。
秀吉之所以会下达看起来对朝鲜仁慈的军令，并不是因为他宅心仁厚，而是延续了当时的习惯罢了。
因为他早就已经将朝鲜定义为自己的属国，自己接下来会对朝鲜进行统治，自然不希望肆意烧杀的情况在自己未来的领地内发生。
这样不仅损耗朝鲜的国力，还有可能会激发矛盾，使得民众抵制自己的统治。
事实上日本战国大名对外战争的时候，一直是有两套作战态度的。
以上杉谦信为例，他在1566年对常陆国作战的时候就是以破坏常陆生产，掳掠贩卖对方人口为目的的，因此在出阵之前就下达了烧杀的命令。
（战国义将看起来也不是真的那么大义凌然啊。）
等到了三月在出征下总国之前，上杉景胜便一反常态的要求各部约束士卒，不得对下总制造暴行。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战国大名约束军队在外的行为，也是为了凝聚军队的战斗力，使得精力不至于分散到破坏上，本质上还是在为侵略战争服务。
这份文采斐然的出征的军令，随着天下各地的飞脚被送往天下各大名处，让那些没有与会的大名也能知道秀吉的决心。
随着这些飞脚传递到各地的，还有许多与会大名写给自己家臣的书信。
以被秀吉点名的加藤清正为例，他在事后写信给自己的家臣加藤重次写信中就说道，秀吉已经答应给予其20个“国”的封赏，指示加藤重次准备更多的铁炮、弹丸、长弓和长枪。
收到消息的肥前大名锅岛直茂也表现出了对大明国土的渴求，他积极调动龙造寺家的资源，甚至鼓励家内武士捐资，以此向商人购买了6600斤烟土。
而秀吉本人在下达军令状后不久，就带着德川、上杉、前田等大名以及他们的军势，从大坂浩浩荡荡的前往名护屋，他将在那里等待全国的军势聚集齐之后，下达对朝鲜作战的最终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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