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由于各地的面积不统一，对于各大名的知行只能在秋收之后以村为单位，依据实际收获的粮食进行登记。
但是粮食产出这个东西是非常受气候和播种方式影响的，这就使得各地的知行数目每年都会有严格的变化，为了减小这一问题，秀吉这才推出了统一的度量衡，并依据土地肥力划分田亩等级，被称为石盛。
石盛重规定了1.5~1.7石/反以上的为上田；1.3~1.4石/反以上的为中田；1.1石以上的为下田；0.9石以上的为下下田。
我们都知道石高＝石盛x面积，秀吉的知行面积统计即以上中下三田的标准点1.5、1.3、1.1、0.9为标准，直接乘以大名的土地面积推测出其石高，如果有超出的部分不计入石高之内。
与水田对应的是畑田，及为水资源贵乏的旱田，他们对应的石盛分别是1.3、1.1、0.9和0.7。
当然除了田和畑田之外，还有林田和新田，这两个都是不计入石高免税的存在。
秀吉额外规定，屋敷子女建在下田及下下田，如果有特殊情况，必须要建在上天或中田上的需要上报名主批准。
同时要求各大名编制检地账，在其上要记录田畑种类、屋敷地的面积、田亩的等级、石高和耕作者等信息。
编写的这些信息就相当于后世的身份证，帮助秀吉掌握了天下各地大名的实际情况。
同时秀吉确立了“一地一人”制度，即一块土地要有一个最终的负责人，这块地的赋税由这个人承担，并且需要在必要的时候承担夫役的责任。
这里强调夫役的责任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秀吉已经逐步开始实行全国性质的兵农分离。
在刀狩令和检地令事实之后，秀吉将会再次下达《身分统制令》，正式确认奉公人佩刀的权利，将职业士兵和普通平民正式区分开来。
在《太阁检地令》中秀吉为了减少各国之间流民的窜流问题，同时为了吸引山上的惣村隐户下山，秀吉将税率定位一公两民并全国施行。
这个政策事实的目的是为了体现秀吉作为关白施恩于天下百姓，毕竟此时的很多大名家还是五公五民的制度，如果有四公六民都算是仁政了。
但是秀吉这个统一制定的税率必然不可能实施下去，毕竟此时的日本的分封体制，秀吉对麾下大名行政上缺失插手的法理依据。
因此这条政令实际上只在其直辖地、谱代大名和亲近大名麾下有过实施。
但是这个政策在秀吉统治天下的大部分时间并实施太久。
在征朝之前，秀吉或钱税来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撑，或需要钱财来满足自己的奢靡的生活，征收了许多杂税，真实税率在4/6开左右。
等到征朝之后，秀吉需要的钱粮与日俱增，仅造船一向就需要许多钱财，因此直到他去世之时，秀吉统治下的日本的综合税率在7公3民这个程度。
这个实际赋税比例甚至反超过了其麾下大名，那些大名最起码做到了实打实的五公五民，而秀吉却是名义上的一公二民，却实际征收成了二公一民。
这个赋税太过繁重，以至于一个平民一年到头耕种的田地在交完赋税之后，能不能挨到明年都不一定，更别说改善生活了。
因此在征朝之后，日本国内各地又掀起了一股逃民潮，对于百姓来说，要么被送到朝鲜成为炮灰，要么留在田地间种死自己。
秀吉在短时间内下达这么多政策，搞得许多大名一片鸡飞狗跳的样子，反倒是秀家统领下的国度较为平稳，因为这些制度秀家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逐步开始实施。
包括增田长盛和大谷吉继两人都不禁感叹“冈山殿下治国有道，我等处理国事也轻松一些。”
本来被认为任务最为艰巨的堀尾吉晴更是亲自跑到冈山城向秀家表示感谢，因为秀家这边的数据几乎可以直接照搬来用。
经过抽样核对发现和袭击新规出入不大之后，剩下的数据也直接照搬抄录，不再进行核对，体现出了对秀家的信任。
与秀家这边相对应的是毛利这边混乱的情况了，由于毛利家在行政上一直脱离秀吉的管控自己管理自己。
而毛利家本身就是豪族联合的制度，毛利家几代当主都想要加强中央集权，到了辉元这一代终于在秀吉的帮助下扫掉了最大的两个刺头。
但是领内各国度量衡混乱的情况依旧没有解决，甚至一国之内各郡收缴粮赋之时所用的粮参都大小不一。
这就使得堀尾吉晴和增田长盛的人非常头疼，几乎是常驻在了毛利家，帮助毛利家重新划定田地，规范田亩核算制度。
也许正是毛利家这边太过困难，这也是他们在抽样确认差不多后，选择相信秀家数据的原因，毕竟时间实在太赶，如果秀家这边再核对可就真的来不及了。
秀家也因为这件事，增进了以上以上5人的好感，此时传回京都之后，秀吉也因为秀家忠实完成他的任务而对秀家进行褒奖。
然而秀家此时根本没心思去管这些事儿，濑户家正一年一度从虾夷地赶回，除了给秀家带来虾夷地的特产之外，还要向秀家上报上一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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