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呢没想到啊，你这一年学的东西做的事，已经是旁人几倍，可居然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霍司长则话里有话的感慨了一句，但他看出了宁卫民的忧虑，想了一想，还是决定先不谈这件事。
“这件事你也不要紧张，你的情况我了解，是比较特殊的。到底你能不能担任这两家公司的股东？这个问题，大可以从长计议。你现在不是主要负责海外的商业工作吗？那就安心等一等。也许再等上几年，国内的政策对这种问题就明朗了，会有新的解释。现在我们吃不准的问题，到时候也许就不再是问题了。至于我本人，还是认为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既然允许你们这样的外资公司，或者合资公司，采用西方的股权结构和管理模式，认可你们公司的大股东和二股东是合法存在。那为什么不能允许多你一个小小的股东呢？难道就因为你的国籍？这明显不合情理嘛。只要你现在做的事是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那我认为，就应该没有必要急着反对嘛。1984年伟人南巡，特区许多原本出格的事不就获得认可了。今年1月份，伟人再度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对于美国记者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是‘改革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可想而知，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从没遇到过的新问题。”
霍司长这番话虽然委婉，却让宁卫民踏实了不少。
越发觉得霍司长是个既有担当，也有头脑，有能力有操守的好干部，也是绝对的务实派。
于是放宽心的同时，他也真心表态。
“谢谢领导的支持和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请您放心，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搞商业经营不但会遵纪守法，而且也一定尽力把利国利民这件事先放在首位的。”
“你呀，连搞商业都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如果肯安心从政，一定前程无量。可惜了，人各有志强按牛头不喝水啊。”
霍司长则老生常谈，先是替宁卫民的前程可惜了一句，随后又不免提出新的疑问。
“哎，对了。我又有点不明白了。既然你都已经是这两家公司的股东了。怎么还会安心去日本开饭庄呢？你明明可以做更重要的事儿啊。难道参与公司经营的主业，亲手去打理这两家公司不好吗？你得跟我说真话，这种情况下，你还非要去日本。到底想干什么？”
“领导，我在日本是为了开辟新的经济战场，为了实现资源互换啊。这是多有挑战性的工作啊。”
宁卫民激情澎湃地说，“还是我当初跟您说过的那句话，我在借鸡下蛋啊。您想想，正因为我是这两家公司的股东了，在东京可做的事也就多了。像皮尔卡顿麾下的两家子公司合资办厂就是我撮合的。咱甭管这工厂是不是归属于外企的？终究是建在咱们国内。外汇、生产线、技术，咱们全能拿到手，还为咱们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这不是好事吗？”
“还有京城的工艺品，还有易拉得的产品，我也借助皮尔卡顿公司的品牌和资源，在东京开拓出了初步的市场渠道。这叫反向输出。一样能给国家赚回大量的外汇。如果您等我继续站稳了脚，甚至都不是这点事儿这么简单了。我完全可以作为在日本的一个桥头堡，尽量多层次，多方面的把日本的好东西，国内紧缺的东西弄回国内来。同时也把国内多余且在浪费的东西持续输出，变成外汇，扩大我们文化的影响力。”
“比方说，最近我就和日本一家叫大和观光的旅行社建立了合作，只要国内这边和咱们的旅行社说好了，我完全可以撮合双方开发出互惠互利的合作旅游项目，把更多的日本游客带到咱们这儿来。那么无论是酒店、餐厅、旅游景点、旅游纪念品厂家，出租车公司还是旅行社，都能从中获益。”
“再比方说，我还在设想一种可能性，就是想在日本再办个收废品的公司，和进出口贸易公司，把国内目前紧缺的金属资源从日本给运回来，解决咱们工业系统的部分需求。您可能不知道，日本人实在太富了。但因为收入高，很多事都不愿意干，而且极其浪费。像各种家电，日本人根本不修，有点毛病就扔掉。老百姓扔大件垃圾还得付钱，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捞两手。”
“反过来，劳动力对外输出也是件大好事。日本现在开始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力会日益紧缺。如果我能把国内不值钱的劳动力带到日本去，以日本的最低工资雇佣他们为我管理的企业工作。这既能解决国内就业紧张问题，还能增加我自己的企业竞争力。同时也让这些劳动力挣到他们在国内挣不到的大钱，让许多家庭脱贫致富。您想想看，这些劳动力如果带着他们的打工钱回来，肯定要花的，也就会刺激地方经济，撬动国内的经济发展。这不也是良性循环吗？但这件事，没有可靠的人来做不行。要是随意放开，肯定会引起诈骗、敲诈、偷渡、非法压榨劳工，甚至是人口买卖的副作用。”
“所以您说，我去日本有没有意思？是不是比我待在国内更让人激动？而且关键是，这些事我要不亲自去干，那怎么行呢？整体的规划都在我的脑子里，也只能我去亲手操作，才有可能实现这些计划。而且客观上，也有太多环节和法律问题需要我去疏通解决了。而一旦做成，好处更是不可限量。那不是纯粹关乎金钱的问题，也许会形成一种成功的海外经营模式呢。至少也可以为在我后面，也想走出国门的国内企业提供一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起码也可以让为我工作的许多家庭就此摆脱贫困，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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