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并非一开始就是老年人的天堂。
相传在古代日本，一些过了七十岁的老人会被儿女背到山上自生自灭。
这样的山，在日本被称为“弃老山”。
1956年，日本作家深泽七郎就以“弃老山”的传说为原型，创作了一部小说《楢山节考》。
这部小说后来还被改编为电影，获得了1983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
而这个日本的传说，一方面说明了古代日本的贫穷，无法给老人善终，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日本的“终老观”。
也就难怪在日本，乘坐公交车和地铁时，年轻人给老人让座反而会让老人生气呢。
精日份子把这种现象理解为日本老人的骨气。
觉得日本社会居然连老人都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日本人素质得多高啊。
可他们却不懂得，造成日本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其实更多的是源于古代日本“弃老”的传统，给老人造成的恐惧感和精神压力。
这种文化背景下，哪怕进入了现代社会，日本老人也依然不相信自己能“老有所依”。
不相信当自己变得无用时，子女还会孝顺。
天天想得反而都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道理。
所以才总要试图证明自己还有用，才那么怕被嫌弃。
这只能说相对于华夏，从古至今，日本老人都要可怜得多。
大概也是因此，日本的家庭从来也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不像华夏家庭那样，是血缘和利益的双重联系，连接非常紧密。
尤其时间和金钱这两样东西，日本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界限非常清楚。
日本的父母既没有给子女办婚事经济贴补的心气儿，更没有对帮助子女养育第三代的义务。
反过来子女对于父母流离失所，流浪在外，也可以不闻不问，心安理得任凭父母“享受自由”。
所以客观来说，日本的家庭关系只能称为“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已。
日本的父母和孩子之间，永远看起来就像邻居一样客客气气。
而赡养老人的责任，则全归于日本政府，在于日本社会的福利性制度。
不过尽管如此，也不能不承认，在日本经历了战后复兴，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政府制定了《国民年金法案》和《老年人福利法》之后，一直到小泉执政的2001年之前。
日本的养老产业不但在急速发展中，日本的老人也一直在享受着日本经济崛起带来的丰厚果实。
在那段时间之内，日本老人的养老条件确实是相当滋润啊。
不信只要算算经济账就知道了。
首先，日本养老金大体上分为两种。
一种是厚生年金，面对企业职工和公职人员。
这种养老保险，工作时由个人和企业、政府部门对半缴纳，在职工退休之后陆续发放。
另一种是国民年金，面对的是自由职业者，这属于一种个人保险行为。
像小商小贩，演艺人员和艺术工作者，这类没有企业保障的人自行按月缴纳保险金，同样在退休之后可以领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家庭主妇不但可以在不缴保费的情况下同样享受到国民年金的养老保险。
而且在丈夫没有退休的时候，企业和政府还会在一家之主的薪水里增加一项给予家庭主妇的专项“配偶补贴”。
这种做法还是十分人性化的。
这么一来，也就意味着日本大部分家庭在夫妻俩双双达到退休年龄后，每月就能有大致二十五万円的养老金了。
按眼下的汇率相当于两千五百美金。
如果再等几年，到达泡沫经济巅峰时，差不多能等同于四千美金。
相对而言，每个月两个老人的正常开销也就十五万円。
相当于每个月一对身体健康的老年夫妇都能存下十万円。
其次也要知道，在泡沫经济垮掉之前，这段时期退休的日本老人基本上都是以很划算的价格购买的自有住宅。
平均只花费了他们的五年的收入，而且还早已经还完了购房的贷款。
不但无债一身轻，大多数的日本老人手里甚至还有不菲的积蓄。
最后再加上这个时代的日本人，可不是六十五岁退休，而是六十岁。
比起小泉执政之后的退休老人，少交了五年的保险，反过来还多拿了五年养老金。
这里外里差哪儿去了？
一对退休的高龄老人拥有上千万円的现金，在当下是普遍情况。
完全可以说，这个时代，生活在日本大城市里的每个老人，都是移动的钱袋子，是最有钱的消费群体。
尤其是丈夫能做到课长职务以上的家庭。
基本上在一家之主退休之后，都会把环球旅行定为马上要去实现的计划。
也就难怪美国的媒体会把这个年代的日本评价为最适合养老的国度了。
那么可想而知，宁卫民销售新一代的拉杆旅行箱有多么顺利。
实际上，虽然老人们对他打来电话的时间颇有微词，有些人会认为拖得晚了点。
但没有一个人对预定之事反悔，说不要拉杆旅行箱的。
甚至因为经历了一次艰苦的旅行，有的人还要加购的，不乏一口气要买下大中小三种尺寸旅行箱的阔主儿。
结果明明只是二十几对夫妻留下了电话和地址，最后却卖出五十多个箱子。
这帮日本老头老太太甚至连价格都不划，要的基本上都是最高档的品牌——皮尔卡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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