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不想让这批书画流失海外。不想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资产惨遭贱卖。您应该知道的，在我通过刘主任购买书画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港商想要把这些书画统统买走。我就是为了尽量保住这批书画，想把这些好东西留在我们国内，才不得不行此权宜之计。”
说这番话的时候，宁卫民的脸上呈现出的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然而鉴于时代的特性，他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霍司长却不认可。
不为别的，首先是社会整体环境就对书画的艺术价值不重视。
近现代书画的价格虽然上去了，但那是因为近年来大陆的港商和日商越来越多造成的。
实际上在国内大多数人的心目里，这些近现代书画不过就是附庸风雅的玩物，挂在墙上装潢墙面的东西罢了。
毕竟大多数人不懂书画。
尤其老百姓，受电影《三笑》的影响，还普遍认为书画家们的创作过程特别简单。
都是像故事里的唐伯虎那样，一挥而就，一气呵成的。
这么挣票子简直比印钞机都痛快，一天下来那不得写个十七八张，画个十好几幅？
何况许多非常知名的书画大师，目前还活得好好的呢。
既然可以随时动笔，想写就写，想画就画，那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珍贵的？
另外，哪怕霍司长这样层次的人，职务级别，工作内容，也让他养成了一种理当如此的思维惯性。
经常和外国友人打交道，潜移默化之中，他就觉着把这些书画作品当做礼物馈赠外宾在正常不过了。
所以宁卫民便又碰了钉子，他的观点几乎马上就遭到了霍司长的否定。
“你不要夸大其辞，言过其实。这些书画又不是古物，怎么能叫流失海外啊？如果从国际影响，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些书画能够走出国门，反而是件好事。有利于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推广至海外，增进别的国家对我们的了解嘛。”
“就是被港商买走也没什么呀。正因为同样是炎黄子孙，人家懂得欣赏，才会出资购买。何况你应该知道的，港城1997年就会回归，港商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同胞。那么你买走和港商买走又有什么区别？”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几乎都不成立。只有一个词儿说对了，就是‘贱卖’。你永远无法否认，你买书画的根本性目的，就是想捡公家的便宜罢了。所以你的动机并不高尚，不要美化自己。”
霍司长的语气充满了嘲弄和不屑。
很显然，他认为这就是宁卫民最后的招数了。
十分期待看到这小子被自己揭下遮羞布，满面羞愧，哑口无言的模样。
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
宁卫民仍旧目光炯炯，他非但丝毫没有泄气，反而以更积极的姿态据理力争。
“霍司长，我们的观念分歧不小啊。首先，我不赞同只有古物才是宝贵的，很多不是古物的东西一样值得我们珍惜。打个或许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大熊猫就不是古物，如果外国人提出要求，想要买走一只呢？同样从国际影响，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难道我们也该答应？这也算是好事？”
“至于我之所以要通过霍欣，说服刘主任，大批量买入这些书画。就是因为这些近现代书画堪称艺术品中的大熊猫。每一张书画，都是出自名家之手的精品。是创作者人文思想，审美意识和丹青技法的完美呈现。它们集合在一起，简直堪称我们近现代书画艺术的全面总结，艺术价值无可限量。”
“您千万不要觉得在咱们京城，这些书画多见，就觉得不算什么，流向海外也无所谓。要知道，这些书画只可能出自咱们国人之手，外国人是绝对学不来的。再放眼全国，能达到这样水平的书画家才几个啊？这些大师又都进入暮年，他们所创作的书画作品就是再多，对于整个世界的艺术收藏家而言，也是稀缺的。”
“过去咱们比较封闭，国内普遍不富裕，这些好东西既没机会出去，国内又没多少人买得起，也就显得淤了。如今国门逐渐打开，国内经济也在飞速发展，情况早就变了。如今是钱多物少，要是不加以控制，任其随意外流。早晚我们会后悔的。”
“您不妨设想一下，几十年之后，我们美院的学生研究近现代的水墨作品，要是连一副傅抱石或者潘天寿的真迹都看不到。那是多么可悲的事儿。要是我们国内近现代最高水平的书画作品，大多都被外国藏家纳入囊中，还是低价买走的。那又是多么荒唐的事儿。恐怕最后我们反而要高价从外国人手中赎回这些东西啊。”
“我再说句有点不恭的话，其实让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反而更适当。一个绢人，一架料器葡萄，都能轻易博得外国友人的欢心，因为这些东西一眼就能明白，雅俗共赏。书画则不然，欣赏门槛较高，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鉴赏能力。别说大多数西方人看不懂了，就是咱们同胞，也是看个热闹。”
“您是经常和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您完全可以两项对比一下国内国外的情况。据我所知，西方国家的画家一旦成名，作品都是天文数字的高价。他们的外交人员，就从来不把美术艺术品当做馈赠的礼物。他们只会馈赠自己国家的特色工艺品，甚至都不是手工的，而是批量生产的工业制品。那我们何必把自己珍贵的书画都送出国呢？就是外交需要，也用不着付出这样的代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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