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12日，集邮总公司在工人体育场进行的鼠年生肖票的销售活动，最终以悬之又悬的方式落下帷幕。
当天因为秩序持续恶化，集邮总公司的负责人，不得不在下午求助公安部门，调派来上百名民警帮助维持治安。
但即使这样，销售速度也大大高于预期。
原先打算用两三个星期天销售掉的四万六千版邮票，在当天下午五点时已经所剩无几。
甚至其余之数，都不足以满足其余几百名没有买到邮票的顾客所需。
所以对于这些顾客，集邮公司的大经理就只能下令，让他们失望而归了。
他让下属告知顾客们，说如果还想要买的话，只能以当天付款预定，之后等集邮公司营业部通知去取邮票的方式进行。
就这样，这位大经理算是勉勉强强守住了自己做出的承诺。
但实际上，却是有苦自知。
谁让他超出计划外，多销售了好几百版。
为此，他还得专门请示上级，需要从地方城市的营业部抽调部分回来才行。
不用说，当天的京城地方报纸和专业性的《集邮》杂志，都报道了这人山人海，气势如虹的景观。
不过好在这次，除了再次呼吁邮政部门应该进行更科学的管理和引导，以解决生肖邮票难买的问题。
这些纸媒总算还多少给了邮政部门一些面子，报道中多了正面的肯定和理解。
像《京城晚报》就声称，“来工人体育场购买鼠年生肖邮票的人，不光有知识份子，也有工人、解放军，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年轻的中学生，佩戴校徽的大学生，还有头发花白的老人。京城的集邮爱好者之多之广，实在让人始料不及。”
而《集邮》杂志更关注这一事件代表的划时代意义，说“我国集邮史上真正大众化的时代到来了！1984年2月12日工体的邮票销售现场，就可以视为新时代到来的标志！”
并且还在撰文中列举、对比了近年来相关数据的变化。
据公布的数据显示，1980年全国各地集邮协会的注册会员只有十万多人.
而时至今日，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四百余万人。
没有注册的集邮爱好者，则从全国几十万增加至上千万人。
这一天过后，就连某位高官也被工体的销售数据给惊动了。
有人传言，说得知鼠年生肖票的一天售罄，卖出了近三十万元。加上其他的滞销邮票，工人体育场的单日营业额已经突破三十三万元的时候。
这位大人不禁当场惊呼，“难道卖邮票已经成批发了吗？过去的集邮者买个双联张和四方联就已经不错了，怎么现在的人都是整版整版的买了？”
而紧跟着几天后邮电部就为此做出决策。
宣布为缓解首都人民购买新邮排队难的问题，集邮总公司将在京开设新邮预定业务。
并会定期会举办邮展，且在每周日于人民文化宫门口开设邮票交换集市。
这就足以证明，这个所谓的“小道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更毋庸置疑的是，这件事儿动静闹得如此之大，宁卫民和他的那些投机伙伴们那一定是收获匪浅的。
就这年头，谁能像这帮黑了心的兔崽子似的，动用汽车去做邮品交易啊！
他们带去的十万块，一天就花了八万多块，足足吸纳了八千余版啊。
这也就是说，到此为止，属于他们一伙儿人的公共筹码已经高达两万四千版。
他们手里可动用资金还有六万元。
如果算上宁卫民私下里派遣罗广亮和小陶，从沪海和花城“打飞的”抓来的一万五千版。
他们实质上所控制的筹码，已经将近鼠年生肖票发行总量的百分之十五。
这样的话，如果再刨除沉淀在真正收藏者手里的百分之五十，和那些邮票贩子后来的跟风筹码，以及意外消耗掉的一部分。
等于他们已经拥有了实际流通盘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这个筹码比例，就是放在股市里，都已经足以翻云覆雨了，就别说搅动京城这么个区域性的邮票市场了。
毫无疑问，他们实现了绝对控盘。
尤其宁卫民又非常清楚的知道，与股票相较，邮票炒作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那就是炒邮票主观性更强，规范性更弱。
很容易就能煽动起人们跟风的情绪，大可以十几倍，几十倍的涨，涨到天上也没人管。
而且做对倒交易，也根本就没有交易费这一说。
所以，至此完全可以说，该铺垫的已经铺垫的差不多。
剩下的就差瞅准了时机，造势拉高了。
而这样的好时机，也根本就没让宁卫民他们多等。
从工体结束后的三天起，还没到元宵节呢，鼠年生肖票就因为货源紧缺，自主性开始迅速攀升。
也就一周左右，“老鼠”单枚的价格从一毛飙升到了一毛二。
与国家发行价比，这就有了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利润空间了。
而“老鼠”的四方联都变成五毛了，整版票的价钱直接高达十二元。
这就是说，宁卫民他们集体浮盈四万八。
何况宁卫民是不可能不做什么的，几千块钱让罗广亮试了试水。
撒在和平门营业部门口的小市场里，轻而易举就把老鼠的整版票拉到了十三块。
合着他们十个人，一礼拜每人就挣了七千二啊。
宁卫民虽然觉着没什么，可沙经理他们都乐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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