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四哥和四嫂搀扶老爹回家去了，饭店只剩下闻立，闻波，还有他们的母亲，闻波和他母亲是智囊团，闻立求助地问:“她能不能回来了”？
他们母亲矜持地摇摇头，幽幽地说:“不会了”！
她倒是最懂女人心，他们刚结婚时她懂，现在要离婚时她也懂。
闻立无助地转向闻波，闻波气急败坏的数落他:“两件事你整颠倒了，知不知道？傻了吧唧的，就知道瞎作”。
这就是闻波的看法，他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闻立应该先负荆请罪，然后到校门口骂，挨打一顿也不冤枉。
这个白面秀才闻波，智商够高，但心是真坏呀！
闻立失神地呆坐，口中叨咕:“真得离啊”！
他们的母亲孤注一掷地下赌注，“咱们该做的都做了，她破秤盘子端上了，我们低三下四没用。
离就离，给她手续，不管她们娘俩，要钱一分没有，看她一个女人拖累个孩子能抗几天？
挣那点鸟B钱不够租房的，抗不住就跑回来了，她要回家住时，我老太太有话说，让她以后还跪着”！
老太太说到最后已经要手撕章红梅了。
“走一圈回来我也不要了，谁知道她干啥事了，还有脸回来”？
他们七嘴八舌中，把未来规划得很明确，事情已经有了方针，于是结账散席。
第二天是周五，红梅刚到校，手机响了，翻手机盖时她心里一动:莫非闻立的电话？
是闻立，他只说了几个字:“我要出门了，一会儿就到政府”。
说完挂断，她激动不已，赶紧下楼，政府在国道旁，离学校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她琢磨着搭乘个工具车，正好看见了小鸿的小摩托，反身叫下了小鸿，小鸿痛快地带着她往政府而去。
她第一次进政府大楼，比学校阔朗，衙门口五花八门，打听着来到法庭，整个一片区域都是，很威严。
办公室里坐着一人，挺白的，挺胖的，难道这就是老薛？
果然是老薛，老爸当年教的小孩变成了大人物，我的学生以后也会的，她瞬间这么想。
老薛没有废话，在前头走，引她进了民政办公室，在一个人旁耳语几句，向她微微颔首一下，就出去了。
十多分钟后，门口出现一人，戴副墨镜，气喘吁吁，闻立到了。
他把结婚证，户口本摆在桌上，这些她忘了带走，他准备得挺充分，妹妹也让她准备齐全，她随身携带随时准备着。
流程无障碍，当然无障碍！他躬身签字时，一笔一划，尽量写好，态度极其认真。
只花了几块钱，是工本费，这个钱闻立大方地交付了。
最后换到手的，是另外两种本子:绿色离婚证，结婚证上的相片揭下来，22岁的她，一脸烂漫的天真，好小啊！他一脸阳光，水汪汪的大眼睛，含着笑意。
捡起各自的东西拿好，转身。
完啦！
结束啦！
他们没关系了！
教书匠与铁路电力工间的互相鄙视，互相依存，彻底解体！
“换新户口本时我给你送去，你别管了”，变成路人的他们，他变得有礼貌。
她往小鸿那里走去，一辆摩托车从她身边停下，前轮一扭，他在车上看着前方说:“不许给我儿子改姓”，说完，一溜烟没影了。
那天下午没事的时候，她一个人在树林里徘徊，她的四班在二年级时栽的柳树又粗壮了两大圈，当时不敢摇动它们，现在怎么摇都岿然不动，只有枝叶慢慢拂扬。
九月初的天空白云朵朵，辽阔安然，她把双手垫在身后，倚在她领学生亲手栽的树干上，遥望却不知望什么，沉思却不知思什么，没有想象中那样，像鸟儿似的自由，没有！
深深地挫败感啃噬着她的心，好失败啊！
结束的八年不堪回首，那八年是她深深的耻辱，只待未来岁月可以淡然。
近几天她的事沸沸扬扬，谁都能猜到的结局就是她离婚。
男同事们立即和她敬而远之，不是她多虑，是小知识分子们都“洁身自好”。
女老师们摇身一变，在她面前都是幸福脸，在女人们看来，有家才不可怜。
她在沙塘子三中二百教职工里有个新头衔:唯一的离婚女人！
在学校这种“为人师表”的场所，对老师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工作家庭双赢才有面子，否则会遭人指指点点:还当老师呢，家都经营不好！
这些她必须承受，而她能做到的是，埋头做事，抬头下班。
连布莱克她都回避，本该去探视一下他的伤，但她一次没去，也没问，她不想让他觉得:我离婚了，到你了，我等你！
不！
本来离婚也不是因为他！
去年中考时，在街心小花园里她就说过:即使有一天我选择离婚，也与任何人无关，不指望谁拯救，那种指望会令我迷失，那种指望会给别人压力。
一年后，她真的离婚了，与他无关！
她不会给他任何压力，压力会把美好变味，那样就没意思了。
唐老鸭一副如临大敌的防范架势，以为章红梅离婚就是和她抢男人，真是好笑了！
办完手续后，一身轻的闻立回到工区。
工友们问他:“办完了”？
“完啦！那有啥”？
他显得很轻松，好像终于甩掉大包袱似的。
傍晚时分，空气凉嗖嗖的，天空的淡青色把初秋的惆怅染浓，交接班后，下班的陆续走了，孟四哥看他一眼，跨上摩托车也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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