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弼一上来没有告诉孔绍安应该怎么做，而是根据自己在满清官场的经历，详细说了官府是怎么做的，以便使对方认识到这里面水有多深；一不留神，就是费力不讨好，还会挨百姓骂，影响北海镇的声望。
清代的官方救灾，也被称为“荒政”，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缓征、赈济、抚恤、调粮这四种方式。从措施上来说，其实跟后世没什么区别，无非是在行政执行力上不同。
自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冒赈案”后，包括李弼在内的一大批官员被惩处。其中处死大小官员四十七名，被革职下狱的八十二人，十一名赃犯之子被流放伊犁。连时任江苏巡抚闵鹗元因为给其弟弟藏了三两赃银，也被撸了三级，并停发了三个月的养廉银。
然而事情过后，虽然甘肃地方官员引以为戒，不敢再虚报灾荒和冒赈，但其他地方在赈灾过程中的诸多弊端仍屡见不鲜，从报灾、勘灾，到放贩、放贷、折色、调免、调缓，弊端无处不有。参与舞弊的人员，既有承办官员、胥吏，也有里保、豪绅、富贾、生监、家丁、土棍等各色人等，舞弊手段更是花样繁多，无所不用其极。
孔绍安疑惑的道：“土棍是什么？逃荒的和吃饱饭的人咱们难道还分辨不出来吗？”
“土棍就是游手，此辈最是悍泼，为霸一方。若有赈济施粥时，攀号喧嚷，截米爬抢。他们还会向饥户强索赈票，不许挨家查户，如不遂意则抛砖掷石，泼水溅泥，翻船毁桥......”
于顺插话道：“我以前还见过更绝的。二十多个人将府道上派下的人赶进一间空屋里，弄了几桶大粪泼进屋里，不答应就不让出来。”
李弼苦笑道：“这里面弊端甚多。那些富户根本不用出面，他们会从四乡搜罗流民乞丐，或是让家中奴仆来领即可，然后私下分润。再者，既然去年胶东受灾，常平仓内的存粮想必也不多，甚至没有。”
“靠！都该枪毙！”孔绍安咬着牙骂了一句，然后问道：“怎么确定哪些人需要赈济？”
李弼看了看对方的脸色，喝了口茶润润嗓子才道：“审户。一县之地，最熟悉十里八乡情况的莫过于户房的人和衙役，还有就是地方上的甲长。”
“审户？”孔绍安问道：“是不是就是下户清查？确定受灾人数？”
“正是。”李弼继续道：“审户目的有二，一是查实受灾应赈户口并造册备案，另外就是要按照极贫、次贫两等和大口、小口两类发放赈票，作为日后领赈的依据。这其中的积弊除了遗漏错报之外，衙役和先例最普遍的手段便是浮开丁口和增造诡姓假名。”
“比如将一户分做几户，或是此甲移到彼甲，户籍册上有名字，但其实没人。再者就是在本户之下多报户数，只要买通衙役便可。比如有将乡绅家中的奴仆、佃户混入丁册，妄图冒领者；有将县衙皂班列名的；还有将亡故之人乃至流民乞丐列入丁册，而后私下分肥者；还有将行商、牙行之人捏作饥民代为支领者，不一而足。”
孔绍安大致听明白了，其实就是划分贫困户等级，再根据等级不同，确定赈济的标准。既然等级划分由官府中人来定，就有了舞弊空间。
“再有就是需索与勒价。原本清廷规定，办赈人员的盘费、饭食及纸笔钱都由公款开销，然则藉端开销，勒索册费、票价之风却屡禁不止，乃是赈灾中的一大公害。查荒审户时，口册、贩票、饭食、纸张、夫马草料，都要按户科派。”
一旁的于顺插话道到：“乾隆五十一年河南大灾时我就见过。差役下乡，农户想要报饥口必须要给‘使钱’，领取赈票要给‘票钱’。谁要是敢不给，就把谁家列入删减户，即便是赈灾的粮食就在常平仓里堆着，可没钱买票一样领不到粮。”
李弼叹道：“正是这话，李某归纳为十四个字：惟赂是视，赂则入册，不赂则不入册。”
孔绍安听了不住的摇头，起身在船舱里走了几步，活动了下有些发僵的脖子，道：“还有别的么？”
李弼随后又讲了赈灾过程中那些五花八门的鲸吞手段，什么“借项克扣”了、什么“银短分两，钱短数目”了、什么“搀和糠批，短缺升斗”了、什么“先期征存”了等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耍心眼耍的骇人听闻。
孔绍安听的后脊梁直冒汗，心说要不是对方讲了这么多弊端，照他之前想的去开仓放粮，很容易被那些大户和胥吏坑的连底裤都不剩。
众人谈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眼见时间不早了，孔绍安便最后总结道：“既然这样，那就有劳李先生写一份赈济事项的小册子，把那些胥吏坑蒙拐骗的手段都写上，让部队和工作队作参考。”
“恭敬不如从命！”
与此同时，深夜的荣成县四门紧闭，城墙上挂着灯笼亮着火把，除了三班衙役，还有临时征召来的一些青壮，一个个手持刀枪弓箭，紧张的注视着城外的动静。城内各处也实行了宵禁，百姓不得随意上街走动，各街坊都由甲长安排了人手巡夜，一旦有事就敲锣报警。
几个时辰前养鱼池湾内炮声隆隆，县城内也隐隐听到了，之后随着侥幸逃回来的清军溃兵，北海军到来的消息便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趁着城门还没关闭，城外的不少百姓便举家逃进了城内避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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