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敬斋上午先是去了广储门外的茶馆，闲谈间便借机向一些茶客打听了焦应元的事。果不其然，那些人就没一个说他好话的，都说此人好赌，甚至连公中祖屋都要卖掉还债，实在是败家。
到了下午，被他派去前往焦母住处周边打听的手下也回来禀报，说不管是周围店铺的伙计掌柜，还是卖菜的邻里街坊，众人都说王氏为人持正，和蔼可亲，可自从她大儿子开始打官司乱攀咬，老太太几次去衙门作证，搞的身体就大不如前。
到了此时，方敬斋心中已经认定，不管本案是不是诬告，焦应元的人品实在太烂。在他这个老刑名看来，焦应元之前敢屡次诬告，与朝廷在刑名上“抓大放小”的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
清代诉讼案中有个十分显着的特点，那就是诬告现象十分普遍。民间对于诉讼一事，有着“无谎不成状”之说。告状之人或为利益、或为报仇、或为胜诉，他们往往会在诉讼之时夸大其词，甚至是胡编乱造。
这年月一件诉讼案从头到尾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即放告、准驳、审理与覆审。只有完成这四个步骤，一件诉讼才算完结。民事案件的放告都是逢三六九日才会接状子，除此之外的日子，官府皆不受理。
有清一代的司法制度沿袭了前明的“慎刑”原则，为防止审案官员滥用刑罚，清廷是制定出了十分严格的复审体制，即徒刑以上的案件，需要经过按察司和刑部的复审，复审通过后，方可执行相应的刑罚。
与复审制度同时进行的，就是更为严苛的官员责任追究制度，即若上级司法官员在复审的过程中，发现下级官员有错判的行为，那下级官员就要受到严惩，轻则罚俸罢官，重则脑袋搬家。
其实如果是秉公执法，倒也罢了，可关键在于，下级官员本身就不干净，他们宁愿在民事案件上抓大放小，从轻发落，也不愿意去承担一丝一毫的风险。
对于诬告的案件，府县官员在审理时，为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往往不会依法判决，对于诬告者多是从轻发落，这也是焦应元之前三次诬告都是训诫了事的原因。
如此一来，百姓为了让自己的案件得到重视，往往会把轻案伪装成重案，以求重视。因为遇到杀人抢劫、谋反之类的重案，无论地方官员愿不愿意，都必须受理。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让方敬斋困惑不解，焦应元身为监生，理应懂得诬告谋反会受到什么后果。之前他三次诬告都没攀扯重案，为什么这次就告堂兄焦循伙同其他文人以及自己的三个弟弟谋反呢？
要知道《大清律例》中对于诬告者的惩罚是很重的，基本上就是诬告他人什么罪行，他就会被加倍处以什么罪行。谋反这种事从朝堂到地方上都十分重视，一旦查出是诬告，诬陷者逃不脱一个凌迟的下场。
他晚间回到府衙跟马慧裕禀报后，马知府第二天上午便开出牌票，又写了份公函，让手下拿着去江都县衙，由县里出面拘拿焦应元。
到了这一步，不管是马慧裕还是方敬斋，还都想本着大事化小的原则，毕竟焦循之妻是新科翰林阮元的表妹，不敢不慎重。
谁知等手下带着焦应元回来，方敬斋亲自审问一番后，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反转，焦循谋逆一事竟然很可能是真的。而焦应元告发的原因却令方敬斋叹为观止，他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没见过如此心性狠毒的无耻之徒！
话说今年二月的时候，焦应元实在是贫无聊赖，穷得快过不下去了，于是便想将自己居住的那部分族中公屋给卖了。
他这种行为特么纯属异想天开。祖屋那是一个家族的根，就算卖地也不能卖屋，别说母亲王氏和三个弟弟了，甚至是听说此事的焦循等亲戚全都不同意，搞的焦应元灰头土脸。
十几天前，焦循的老母听说了这事，便让焦循周济了堂弟一百五十两银子。焦母想着反正要跟儿子北上，不如临走前帮衬一把，免得妯娌王氏那边难做。
焦应元得了这笔钱，多少有些意外，于是便买了些礼物去了堂兄家。他的目的可不是道谢那么简单，而是想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钱。150两白银虽然不少，可对于他之前的债务实在杯水车薪。
谁知等他去了焦循家里，焦循刚好不在家。焦母让下人去叫儿子回来，同时还说让焦应元吃过晚饭再回去。
三月过后，焦循家中的下人只剩了三个，其他都在年前被遣散了。书童跟着焦循出去了，前面一个看门的，后院还有个丫环，结果就给了焦应元可乘之机。这厮竟溜进了堂兄的书房上下翻找，意图找点值钱的顺走。
谁知值钱的玩物没翻到，竟让他在书架上翻出了一本小册子，且不说里面的内容都是记述明末抗清的历史，中间还夹着一张纸签，上面正是焦循的字迹，写着“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
这下可把焦应元给吓了一跳，他手忙脚乱的将册子放回，只取了纸签收入怀中，然后悄悄离开了书房。到了晚间焦循回来，焦应元便提了借钱的事。焦循一听就怒了，痛斥了堂弟一顿，把他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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