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财源的方法有很多种。
但在朱由校看来，开办官营商业更加符合大明帝国的长远发展需求。
毕竟大明帝国新增的社会财富已集中于商业是事实。
因为现在的大明可不是十九世纪的那个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满清。
现在的大明依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拥有着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
因为大明好歹有数千年的技术沉淀，在工业革命出现以前，就是铁器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代表！
所以，地理大发现后，全球贸易一大开，几乎全世界的白银都流入了大明。
据朱由校所知，有历史学者说过西洋殖民者把美洲抢来的白银几乎都拿到中国换取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这些产品。
也正因为此，可以说因为全球化，大明赚的是盆满钵满。
这后世的发达国家一样，因为占据生产力上游，借着全球化的春风，大发横财。
但可惜大明赚的钱大部分是为私人所有，集中在权贵士绅手里。
偏偏这些权贵士绅还免税逃税。
所以，大明朝廷是根本就没享受到这方面的福利。
老百姓自然更加享受不到，甚至还会被更有钱势的权贵士绅通过兼并田地逼得更加的走投无路。
而朱由校作为皇帝要想让朝廷更有统治力，让大明的财富利益分配更公平，就必须把全球贸易开始后的利益夺过来。
另外，大明朝廷的主要收入虽然还是农税，但大明不可能再在农业上增加很大收入。
因为大明田地有限，而农业技术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进的。
而且农业受气候影响大，可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气候对农业都是不友好的。
何况，大明有免税资格的权贵士绅随着帝国的延续是越来越多，他们占有的田地也越来越多。
所以，大明的农赋正常情况下只能越来越少，除非加征农税，可一直加征下去，大明的百姓迟早要反，大明的统治体系迟早崩盘。
因此。
大明要想不亡，继续强盛下去，只能去商业上开辟财源。
而开辟商业上的财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加征商税，一种是以搞官办商业。
万历已经搞过商税，派太监去各地收矿税就是例子。
但遭到的反对声很大，以至于在泰昌即位后，东林党就当即怂恿泰昌把这个制度废除了。
当然，因为宦官们不是专业的税收人员，的确在征税过程中造成了很多问题也是事实。
而且宦官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导致很多时候加征的矿税还是转移到了普通工人身上，使得底层矛盾更加尖锐。
所以，朱由校没有打算一开始就恢复矿税以及加征商税，毕竟这需要大量专业的税收人员和一个完备的税收制度建立起来后才能实现征收到豪绅权贵的税而不是被豪绅权贵们借此机会盘剥百姓。
所以，朱由校选择了第二种即搞官办商业。
这也是孙承宗和徐光启所建议的一种。
可见孙承宗和徐光启也知道加征商税的利弊，所以没有直接建言朱由校让朝廷加征商税。
当然，至于孙承宗和徐光启是不是因为自己也是权贵士绅的一员，而不希望朝廷加征商税，只接受让朝廷和自己家族都跟着赚钱的方式，朱由校就不知道了。
本来朱由校没打算让孙承宗和徐光启这些文官替自己搞官办商业，而是直接让太监和宗室勋贵来搞。
不过，朱由校细想后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要搞官办商业，他还真只能让徐光启和孙承宗这些文官来做。
因为太监们从小在内廷长大，哪里懂什么产业经营，即便有所涉及也是当别人保护伞然后参与分红或者请职业经理人给自己经营。
宗室勋贵们也一样，大明的宗室勋贵因为有铁饭碗差不多也养废了。
而孙承宗和徐光启这些文官就不一样，他们有以宗族师生等关系为纽带的人脉基础，可以招揽到善于经商的人才和组织招募到各种工匠，在江南沿海这些商业发动的地区也有自己的田地，而且自身智力和能力是经过各种考核筛选出来的。
所以，朱由校想要搞好官办商业只能靠发动一些开明忠诚的文官来做。
这和历史上洋务运动基本上都是汉族士大夫完成的一样。
朱由校承认他不得不依靠一部分文官来和其他利益集团争夺利益。
所以，朱由校在采纳了孙承宗搞官办商业开辟财源的建言后就还是让他来办这事。
本来朱由校更加属意江南富商出身的徐光启，但因为徐光启有更重要的任务，他就只能让主动提出这个建言的孙承宗来。
另外，朱由校也通过让魏忠贤加强东厂的力量而通过东厂调查到孙承宗家是种棉花和卖棉花的大户，所以，他便干脆直接让孙承宗去开办大明第一个官营棉纱厂。
当然，朱由校要想要孙承宗和徐光启的人力资源和土地又想要让人家为自己忠心办事的话，自然不能直接抄其家，没收其家产。
所以，朱由校就想了个赐少部分官营产业股份给徐光启和孙承宗的办法。
让徐光启和孙承宗把自家的田地作为股本参与进来，这也算是革新大明社会的经商模式。
同时，这也是朱由校把徐光启和孙承宗各自背后的家族和大明皇室绑在一起的阳谋。
朱由校知道单靠他自己这个皇帝是不可能和整个既得利益集团斗争的，也不可能把大明改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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