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民族概念是绝大部分反抗者反抗明国统治的主要原因。
只靠财产上的诱惑并不能号召更多的人反抗，反抗者的头头们才是最喜欢钱的，他们才不愿意花太多钱来招募反抗者。
所以搞点他们自己也不甚理解的民族概念作为依仗，用仇恨作为招募反抗者的主要武器。
他们认为明国是汉人的政权，汉人征伐各地的主要目的是要灭亡所有异族人。
明国在河西的施政目标就是要杀掉他们的男人，夺取他们的钱财、土地和女人，让党项人走向灭亡，让汉人占领这里，花天酒地，奢侈享受。
而党项人就要在这里当牛做马，直到全族灭绝为止。
为此，他们还拿出了东汉时期东汉政府军在这一地区对羌人的军事行动作为佐证，把党项人和羌人强行联系在一起，以此证明党项人和汉人从一千多年前就有血海深仇。
再然后就宣扬被他们添油加醋改编之后的李继迁、李元昊等人和北宋政府的对抗历史来证明汉人和党项人之间无法化解的血海深仇，以此激发那些较为偏远地区的普通的党项人对明政府的抗拒意识。
他们认为从一千多年以前开始汉人就开始入侵他们的家园，杀死他们的先人，先人惨遭杀戮却顽强抵抗一直到如今也不曾屈服。
现在，抵抗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明国空前强大，西夏却已经灭亡。
为了争取设生存空间，他们必须要拼死奋斗，推翻明国的官府，夺回他们的家园，也顺便夺回他们的土地、钱财和女人。
这一类人往往在针对明国官府、官员和军队的行动失败之后表现较为强硬，乃至于死硬。
要么战斗到死，要么自杀，表现出了一种近乎被洗脑的状态。
旧有的应对政策对这些人来说见效慢，效果也不是很大，就算被俘虏了之后，也时常出现一些突发状况，且语言交流不通畅，让当地复兴会组织比较为难。
就整体来说，河西行省因为执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畜牧改革政策，在河套平原、宁夏平原上的人口精华地区已经基本上瓦解掉了西夏复国的土壤。
但是在较为偏远的地区，复兴会组织因为人手不足，失了先机，被迫和部分死硬分子的长期对抗，互相攻杀。
在当地地广人稀的环境之下，死硬分子们若想遁逃，明军追捕起来难度也很大。
因此若没有确切的方向指引和精准打击，想要彻底消灭这群死硬分子，是很困难的事情。
解放门这一实操工作方法传到这里之后，河西的政工干部们意识到这是针对长期受到压迫的人内心深处所追求的被承认、被接纳的渴望感而出现的策略。
他们立刻组织起了相关的行动，安排了一批党项人农牧民出身的干部对一批受到教育之后态度已经出现软化状况的俘虏使用这个策略，最后的效果非常之好。
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还有笑容击溃了他们心中最后的防线，在他们目瞪口呆的时候，政工干部们甚至上前与他们拥抱，欢迎他们走向新生，走向全新的未来。
安稳祥和的生活正在不远的未来等待着他们，他们可以得到土地、房屋和农具，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他们从此就是大明子民，和政工干部们一样，都是自己人，没有汉人、党项人之分别。
这一批西夏复国组织的成员们最终土崩瓦解，再也没有进行反抗，其中一些担任职位的成员甚至还主动告知了他们所知道的一些组织的藏身地点。
这些重要情报立刻被通知给河西兵团司令官姜良平，姜良平立刻组织精锐铁骑奔袭前往，数月之中连续捣毁十数个西夏复国组织。
战斗中，明军精锐们击杀死硬分子数百人，俘获数千人，最大的一条鱼是曾经的西夏沙州通判。
这些好消息被河西行省的复兴会组织通报给了中央，苏咏霖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有如此的工作方法，针对党项人、渤海人、奚人、契丹人等等族群的同化任务也能更有效率的展开了。
这些年，明政府虽然在治安工作上做出了很多成绩，在国家北疆的安稳团结工作上有了很大的成就，不过对明政权持有警惕看法的一群人始终存在着。
这些人要么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信徒，要么是暴力破坏行动的进行者，对燕云、辽东和大同等地区民众的安稳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因为北宋、辽国、金国政权在民族工作上的陈旧观念，使得燕云地区、辽东地区和大同地区的民族情况非常复杂，各族群之间的矛盾相当严峻。
有的矛盾还很尖锐，明国建国之后还出现过大规模械斗。
在当时的燕云地区，汉人和女真人，女真人和党项人，女真人和契丹人，汉人和契丹人等等等等族群的矛盾非常复杂。
北宋和辽、金政府对于处理这类问题是相当野蛮粗暴的，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还会激化问题的存在。
为了弥合这一部分的矛盾，进取燕云之后，明政府和复兴会组织付出过很多努力，试图用革命思想打击民族观念。
但是事实证明，想让一群人支持革命军不是难事，只要给他们土地就可以。
但是想要让他们接受革命思想，难度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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