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咏霖的发言让与会人员感触良多。
南宋把民众当做牛马猪狗一样对待，而明国则把民众当做真正的自己人看待。
双方对待民众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旦展现在人们眼前，自然会促使人们用脚投票。
南宋的民众自然不会抵触明国的统治，这将大大降低攻占初期明国的统治成本和维稳成本，如果没有这种态度和行为，那么明国需要为此支出的成本将十分巨大。
封建王朝当然也会有类似的担忧和准备，他们的做法一般是拉拢新占领地的地主豪强等地方实力派，许以种种好处。
地方实力派接纳了新王朝，那么黎民百姓当然没有任何发言权，也就跟着顺从了。
明国不接受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和投效，需要面对的是广大民众，支出会很庞大，然而张越景和河南兵团的行动却让这种支出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襄樊民众已然信任了明军和明国，他们不会对明国的治理表现出抗拒和猜疑，这种心理将成为明国顺利实现统治的巨大助力。
“而且我不知道诸位是否考虑过，即使是拥有同样祖先的一群人，在两个不同政权的统治下对立的久了，也会产生很大的分歧，就好比当年晋国南渡江东，国家南北分立，带来南北汉人之疏离感，隋唐凡三百年止。
燕云十六州和中原大地分离之后，中原汉人和燕云汉人之间的对立，我们花了不少功夫来消除，这种因为政权对立而产生的政治对立和分离，很容易让我们的解放被误以为是征服。”
苏咏霖严肃道：“我们不能让大明子民和南宋民众一起认为咱们的南下是征服，不，这是解放，是让原本分离的一家人重新团聚在一起，这对于我们的军事行动的要求极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采用全然不同的态度，在南下的过程中就要让南宋民众意识到我们不是去征服他们的，我们是去解放他们的，我们是去砸碎他们身上的镣铐，给予他们自由的。”
辛弃疾深深的赞同苏咏霖的想法，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以为主席所说的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对我们攻灭南宋一统江南地之后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我还认为，这一次张越景和河南兵团的所为非常正确，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政治助力。
我建议，我们将这一次的事情通过复兴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广而告之，广泛宣传解放的意义，以免大明国内出现诸如【大明消灭南宋、征服江南】之类的说辞。
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关键点，我们南下，是解放，我们的敌人，是上等人，而不是南宋民众，二者必须分离开来，而我们军队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证据。”
孔茂捷也意识到了这一行动的必要性。
“不仅仅是国内，在南宋，我们兵锋所指之地，都需要组织起复兴会员在当地对大军的解放行动广而告之，我们应该多方吸纳襄樊民众进入咱们的宣传队伍，用他们的实际经历为咱们的行动佐证。”
苏咏霖继续补充。
“而且这一点对于维持军队的革命性和正义性是极有意义的，咱们的军队是革命军队，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就算是在行军打仗途中，也要考虑老百姓的安全。
他们安全，我们就安全，他们心向我们，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兵力可以投入战斗，紧紧依靠他们、联系他们，我们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大明军队绝对不能动摇的铁律。
具体到襄樊之战上，大明军队在战略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只有战术上可能面临南宋的微小挑战，而事实证明这种挑战是微不足道的，大明军队根本不惧南宋军队。
在这一前提下，大明军队更要把纪律和民众之上的原则摆在第一位，绝对不能容忍襄樊二城的情况再次出现哪怕一次，哪怕再有一次，都是大明军队的耻辱。”
苏咏霖、辛弃疾和孔茂捷三人的发言之后，所有会员的思路就都打开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了一个多时辰，最后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会议一共形成了六个关键的共识。
其一，就此次襄樊会战中明军的行动和宋军的行为在国内进行广泛宣传，务必统一思想，让全国民众意识到南下灭宋和解放南宋民众的必要性，以及这一行为的正义。
其二，在军队内部广泛宣传河南兵团此番行动的正义性和革命性，对他们的精神大力赞扬。
其三，对张越景及河南兵团的行为持先批评后表扬的态度，批评是因为他们在战前评估没有顾及到这一点，表扬是因为他们及时改变态度，把民众安全摆在了第一位上。
其四，吸纳襄樊地区民众进入宣传队伍，随军行动，将襄樊地区发生的事情和明军的行为进行广泛宣传，现身说法。
其五，大力推进对攻占地区的革命化，从明国各行省抽调精干复兴会员南下南宋，准备在即将攻取的原南宋地区建立政权。
其六，对南宋实行【战犯追责制】。
这个战犯追责制是会议上群策群力的成果。
最开始是沈格提出来，说担心接下来进攻南宋的时候还会出现襄樊二城一样的情况，南宋官僚的底线就是没有底线，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继续拿民众做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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