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官场是贪污成风，韩王康都没有整顿一下，公仲侈这个时候还贪污受贿，给宋人说话，还被魏国使者甘宁指点出来了，这个固然可恼可气，但是韩王康对于甘宁更是不爽。
这家丑不可外扬，所以韩王康也没有怎么追求公仲侈的罪过，只是点了点头，放了公仲侈一马。
甘宁有感于韩国朝堂的腐败，几乎已经烂到骨子里了，看来是没救了。
求助于韩国现在看来是不成了，韩王康唯利是图，这个时候又没有真正威胁到他们韩国的利益，所以袖手旁观，在新郑这边隔岸观火，看热闹还是说得过去的。
就是不知道邯郸那边是什么情况。
甘宁拜别了韩王康，回到驿馆，便开始打点行李，准备启程回国了。
……
“韩王、赵侯二人真是鼠目寸光！鼠目寸光！他们以为作壁上观宋人就会放过他们了吗？妄想！痴心妄想！”
在大梁的魏王宫中，魏王瑩又召开大朝会，对韩赵两国的肉食者未能深谋远虑的事情大发雷霆。
“大王息怒！息怒啊！”魏国的朝臣们已经习惯于跪下来，山呼老魏王息怒了。
没办法，这是一个比较任性妄为的君主。
正所谓食君之禄，分君之忧，他们吃的是老魏王的俸禄，享受的是大魏国的食邑，自己要给老魏王说好话，出谏言，事事无论巨细都要为大魏国的好坏着想，考虑周到。
现在老魏王为了魏国危难，而韩赵两国不肯出兵援救的消息而暴跳如雷，他们也都无计可施。
魏国的朝堂上，大半的朝臣都是儒家出身，他们忠君爱国，但是治国安民的能力却不是很强，他们这些儒生知道修身养性，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谦谦君子，伐战、伐交、治国、安民等方面的事情他们都有所涉猎，但不是特别擅长就对了。
魏国经过李悝变法之后，大量的天下贤才争相涌入魏国，首当其冲的就是诸子百家。哦不，应该就是诸子百家，当时天底下所有的贤才几乎都被诸子百家一网打尽了。
不过魏国当时流行一个学派，叫做河西学派，公孙衍就是出身河西学派的。
河西学派里面的各式各样的人才是应有尽有，儒家的，道家的，法家的，墨家的，兵家的，诸子百家之人无不出现在河西学派之中，为魏国的鼎盛出了一份力。
为什么魏国的贤能层出不穷？
诸如商鞅、张仪、范睢、犀首都是从魏国跑到秦国去的，这些人都有着经天纬地之才，治世之才，王佐之才，却没有得到魏惠王的重用，不能一展抱负，这才去到秦国建功立业，魏国便是由此人才凋零，后力不足的。
魏国能早就贤才，却不留不住贤才！
有一个古语叫做“楚材晋用”，现在一样可以套用到战国时代，“魏材秦用”！
不管怎么说，现在魏国的人才储备还是足够雄厚的，虽然大量的经世济用的贤能出走他国，但是以如今魏国的富庶，和老魏王礼贤下士所开出的优渥的待遇，还是能留下不少的人才的。
魏国的高端贤才少之又少，能拿的出手的就是公孙衍、惠施等人，至于良将，魏国的良将倒是很多，孙何、冯巩、翟章、公孙喜等人都是良将，但是魏国缺乏那一种有着大局观的主将。
在魏国的国内，朝野上下，无论是朝中的新兴公卿大夫，还是各地的官吏，绝大多数都是出自河西学派。
河西学派如一个庞然大物一般，影响力可见一斑。
河西学派原本是子夏、公孙豹、乐羊等人创立的，囊括诸子百家的人才，学以致用。河西学派先是在魏国蓬勃发展，后来秦国商鞅变法，又吸引了一大批的河西学派的贤才争相出仕秦国，随着秦国愈发地强盛，河西学派这个庞然大物，也渐渐将自己的触手伸到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其学术，影响了整个战国乱世！
河西学派是战国时期最大的学派，创始人是子夏。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子夏来到魏国西河（今陕西关中东部黄河沿岸地区）讲学，传播儒家经典、文化和学术思想而形成的著名儒家学派之一。
西河学派中有不少人成为魏国的治世良臣，该学派为弘扬和发展儒家思想，以及前期法家思想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
在先秦思想史上，卜商子夏乃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思想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长期被忽视的人物。
说他被忽视，一是因为其学说主要靠口耳相传，所遗留者经秦灭书后亦多散佚。
二是因为现在通行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书中，一般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述。
实际上，卜商子夏是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中由儒学礼治思想过渡到法家政术思想的一位枢纽人物，名震当时，学泽后世，是孔子经世思想的嫡传弟子，是法术政治思想的先驱，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子夏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影响深远。
孔子死后，子夏讲学西河，向弟子传授六经，对《春秋》的讲授尤为注重。这是子夏本人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所决定的。
子夏传《春秋》，将历史学导入政治。他所最注重的首先是“微言大义”，后来传授于公羊学派，形成对汉初政治影响极大的《春秋》公羊之学。著名的董仲舒即是这一派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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