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总署，是一个大有权利的部门，在许多时侯可以发挥大用，而这个经厂，则是空有巨大权力而不知使用，只是老老实实的收藏书和刻印书。
米柱这个后世经历过知识大爆炸时代的人，深知这宣传部门的厉害，谁掌握了宣传部门，就等于可以左右與论导向，这东林党为什么牛B，因为他掌握了清议，也就是舆论，有了舆论的支持，这个皇帝和朝廷对他们也是忌惮不己。
要挽救大明，就要对付东林党，这个东林党现在在朝中，己成天下第一帮派，在内阁和六部，他们不占优势，但是在这个中层官员之中在六部言官和都察院，他们占据的是主导地位。
这东林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而是一群学术理念相同，形态意识相近的人，凡是支持他们理念的，就是党朋，反对者就是异端。
这个米柱深知形态意识的厉害，后世政界就是以形态意识区分敌我，要对付这帮人，不能简单的用暴力，还要夺取他们的清议之权。
像这魏忠贤掌权，一个《东林点将录》试图摧段这个东林党的根基，然后用暴力从肉体上摧毁这些人，杀死他们，放逐他们，反而让他们的力量和声望更大了，因为他们掌握了清议，屁事做没成，倒是成了对抗阉党，刚直不阿的忠臣烈士了。
这个米柱知道这帮人的尿性，精神上的君子，实际中的小人，以圣人要求别人，以贱人要求自己。
要打败这些人，就必须让人知道他们贱人的本质，只有将他们真实的一面展示给大众，这才能剥去他们的光环，让人们见到什么道德君子当代圣人，其实只是普通的官员一个，他们与其它当官的，一心向上爬的，没有什么分别。
就像当年的太祖皇帝朱元璋，军权在手，民意在手，这些当官的，看不顺眼就杀，杀完一批又一批，这年头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当官的。
这个米柱的第一步就是接手经厂，从出版的源头上进行堵截。这年头出书印书是一个风雅高尚的职业，也没有什么新闻出版法可言，你有钱就可以印书，你的书有名，别人也会争着印刊，至于版权和稿费，君子曰名不曰利，曰利者小人也。
这也导致了人们有钱就可以著书立说，以致于闹出这个妖书案这等大事，也出现另外一种问题，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
赵士祯的《神器谱》、《备边屯田车铳仪》等，其实是涉嫌军事机密的大事，这练兵之术，武器制造之术这等军事机密，居然公开的著书立说，唯恐别人不知道，还配以图片。
这个落在建奴手中，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就一帮睁眼瞎，即使有识字的，这个工匠和制造设备也不足以支撑他们的野心，但是如果落入那些有制作能力的人的手上，这就是灾难一件。
所以制订新闻出版法，限制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就十分重要，米柱请了一帮人来，正在他的指导下拟订这个出版法，当然，这是需要皇帝的支持的，不可能东厂说了算。
而将这个李公公叫来，就是让他们停止刊印这个东林党人的书籍，多印一些封神、西游之类神鬼怪志，又如《西厢记》等类的小说，理由是民众需要娱乐，更多的消磨时间，打发日子的东西，而不是开设论坛，讨论什么爱国、救国、为官、为民之道。
对于东厂米提督的话，这个李公公是莫敢不从，还表示以后经厂印什么书，都会把书单交给东厂，审过以后再说。
对于李公公的上道，米柱十分满意，赏了五千两，说道：“拿给兄弟们吃茶，只要从了本督，以后每月都是这个数，如果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这洗衣房可是非常缺人。”
李公公连声称是。这经厂是个清水衙门，这冰敬炭敬是不用想的了，但求不被克扣，就是天下太平了，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干巴巴的。现在有东厂这金主看上，这最好不过了。
米柱在会见完这个李公公之后，又在著名的风月名楼迎春院会见了京中名人亓诗教。
这亓诗教嘉靖三十六年出生于莱芜李条庄，现年六十三岁，万历二十六年考中进士（四十一岁），初任荆州、淮安二府推官，专管刑狱，因能公平执法，无冤案和积压案件，于万历三十五年受朝廷勅命褒奖。后升礼科给事中。
万历四十年，他和同僚赵兴邦两次弹劾礼部侍郎翁正春考场徇私，翁正春转官以待归养。由于其在礼科给事中任上能忠于职守，积极纳谏，秉笔直言，稽查违误，受到勅命褒奖，然后转为吏科给事中。
万历四十三年山东大旱，一岁皆空，千里如扫，饥民流离失所，盗者蜂起。万历四十四年，亓诗教奉差归里，见此惨状，上《饥民疏》，论述饥荒为盗发的根源，要求朝廷发放国库银十万两，并从上交税银中留十万两，再免去山东六郡包税二万三千两，约计二十三万两，得到朝廷批准，救活灾民无数，平息了荒乱，后升为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
万历四十一年，方从哲入阁为相，依附者众多。亓诗教为方从哲门生，齐党首领，自然春风得意，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七年，其间齐、楚、浙三党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升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兼太常寺少卿等职，是齐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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