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朱由校出生于皇宫，能在这种地方长大成大，就不会是傻的人，他也在完美的继承了其父忍耐方面的韧劲。
他先控制好了皇宫、控制了厂卫，统一了内廷的意见，他的手，这才向外廷伸去。
在京城方面，负责京营的英国公张氏家族，世代勋贵，与国同休，他们对皇族和大明的忠诚，是不容质疑的。
皇城的戍卫，由御马监、神机营、锦衣卫负责，他也完全的掌握了这股力量，这个米柱也成功的整合了厂卫的力量，使之变成了暴力机构。
大明历史上的几位历害皇帝，全是擅长用厂卫的，他们用厂卫这恶犬，将大臣们咬得不要不要的。
他再利用党争失势的方从哲，他毕竞是首辅，首辅加内廷，这就可以掌握朝廷的绝大多数权力。
至于这御史道、六科给事中这些言官，他们是党争的主力，又是闹得最欢的恶狼，他反而不怕。
他己成为大明皇帝，能约束他的只有道德伦理，祖宗家法，这些人利用这些来限制他，但掌握人事大权的他，随时可以换上听话的人，不听话就是换上听话的。
这大明在土木堡之变勋贵武将集团覆灭之后，文官集团强势崛起，打出了士大夫与皇家共治天下的口号。
如果是米柱，就会这么说，这个大明正式的转股份制上市了，朱家只是创始人、大股东、董事长，这公司还是他们的，但这个公司的经营大权，是落入在以这以行政总裁为首的管理层的手中，在经营公司之时，他们既要考虑这市场的反应，也要考虑股市的利益。
朱由校这董事长，成功的说服了行政总裁与他合作，更裁掉那个部门，换掉那个管理，只是一句话的事了。
在这个方从哲点头之后，朱由校让司礼监把所有参他的奏折退回，这就松开了他的伽锁。
大明官场特色，任你多大的官，一是被参，就必暂停官职，挂冠待参，本人必须是上自辩疏，让上司和朝廷判定谁对谁错，直至被认为无过，才可以继续的办公。
这个方从哲，惨被群攻，众所矢之，他是挂冠待参，直接向皇上请求辞职，这也是大明阁臣和九卿们的惯例，你不是告老子吗？老子先辞职再解释，免得让人多参一条贪慕权位，栈恋不去，老子都不干了，你们就不能在道德的层次攻击我。
这方从哲素有和稀泥阁老和庸相之称，他本来是各党妥协所推举出来的一个人物，本身并没有充分的能力来解决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他所做的只能是协调各方，并勉强维持局面。
然而时运不佳，当此天灾（小冰河时期）人祸（奴尔哈赤崛起辽东）党争之时，方从哲终于不能有所作为，仅仅是勉强保全自己，最后落得“明亡首罪从哲”的评价，实在是无奈。
方从哲本人有协调之才，办事能够集思广益，为人老成大度，政治品德也不差，实在是一个循吏。
如果在一个太平盛世，或许能做一个好宰相。但不幸遭逢此末世，他终于因为自己懦弱寡断，不能匡正时局，使得大明走向没落。
大明朝走向没落，他作为任内种种危机逐渐爆发的首辅，当然有责任。但他毕竟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他的悲哀，大概就是被党争推上了自己不能胜任的宝座，而自己又无法离开吧，他每次应付的方式，就是辞职，他用这种方式应付了多次危机，但这也不是办法，一旦圣眷不在，他就要完蛋了。
米柱倒是十分高兴，现在的形势是不错，拉这个方从哲下水，他们占的优势就大了，他们是无法抯止这东林党的壮大，无法抯止他们成为朝中第一大帮派，但他们的力量也在壮大，并非这东林党这帮道德君子们主宰天下的局面。
东林党诸君，这是典型的嘴炮党，说起来天下无敌，做事都有心无力，在原版，强行以袁应泰换下熊廷弼，结果导致沈阳辽阳失败，袁应泰兵败自杀，他们依旧认为，他们没有做错，这个袁应泰是完美的人，他们这些清谈的人，对待军国大事，没有什么有用的应对方式，大不了抱着君王跳海，以一死报家国，这就是他们的方式。
如果是真的这么做了，这个米柱还是高看他们一眼的，但在大明国破家亡之时，可以一死报家国的又有几个人？更多的是水太凉、头甚痒之辈，只是认识到他们这一点之时己经迟了，但有米柱在，算是知道这帮人的虚伪本质，他们与楚党、齐党、浙党的分别，只是他们名声稍好而己，其它没有分别，连朱由校都没有视他们这帮道德帝为救星，这是他们这一次不同的地方。
朱由校和米柱在制订大局战略之时，这是有矢而发的，大明至今有二百五十多年，对比历史上唐宋时代，已是晚期，暮气已沉，末代皇朝该有的问题都有，土地兼并，百姓破产，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朝廷则是冗兵冗响，党争不断，这个激烈的党争令朝廷官员们相互攻讦，乌烟瘴气的。
这朱由校都认为，大明己到不改革则亡的地步。
而他也没有傻到像东林党诸君说的，君王只要修身养性，上应天，下应地，再任用正人君子，打击奸妄小人，这朝纲自然会大振，天下就会太平，就会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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