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里，洛阳城内虽然刑杀不断，但整个清算的工作量完成还不到一半。并不是他生性残忍滥杀，而是这一场祸乱所裹挟的人事实在太多了，单单罪犯谋逆的名单，他手里就掌握着四份之多，分别是裴伷先所献庐陵王谋反、张说所献綦连耀谋反、綦连耀官爵赐给以及北衙哗变等名单。
这几份名单虽然也颇多重合，但所囊括的时流范围无疑是惊人的。而且整场清算，还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集军事、经济与民生等等于一身的综合性问题。
如此大规模的清洗，当然不可能乱杀一通，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策略与节奏，很容易就会演变成群体性的恐慌。
所以除了已经群众俱知的綦连耀伪官与北衙哗变之外，裴伷先与张说所献名单，李潼全都没有给付刑司，刑讯的时候也尽量控制案情的延伸，一旦案情查发足死，即刻斩首。
看起来虽然刑杀频繁，但却避免了株连泛滥，容易让人滋生出侥幸之心。甚至有的案件在审讯过程中有扩大态势都即刻叫停，转以别罪论刑。毕竟该杀谁、不该杀谁，李潼心里门清，但范围与节奏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日处决名单批阅之后，便于堂中一式三份传抄出来，一份留堂编入时政而后发付史馆，一份发往门下，一份发往刑部，各自留司。本来御史台也要送去一份的，但台院官员也属于广义上的供奉官，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一个空衙门。
趁着文吏们传抄文书之际，李潼又望向了张说吩咐道：“张郎文学雄达，错给刑司，确是失人。今朝事愈繁，孤智见短，尤需广择馆学才士以补周全。惟旧馆有犯先人所讳，使我不敢擅借智力。且于东华门另置馆堂，以资询问。张郎即日解职事此，旧府侍员入都之前，一定要扩定馆堂。”
张说本来蔫蔫的没啥精神，听到这话后顿时眼神透光，忙不迭伏地谢恩：“臣多谢殿下恩赏，一定不负所用！”
眼见张说如此反应，李潼也是微笑点头，手书“集英馆”三字，并当堂授给张说集英馆督造使职。而另据一案正伏案做事的姚璹在听到这一桩任命后，忍不住抬头看了堂上的监国元嗣一眼，然后又连忙低下头去继续批阅。
李潼之所以另创学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要集权。他四叔李旦恒死于北邙虽然打乱了他的布置，让他不得不提前恢复朝廷诸司人事结构，但也并没有就此放弃组建新班底的努力，只是将集权揽权的意图细分步骤。
首先他所任命的七员宰相，除了杨再思以中书侍郎职入政事堂之外，其余六个各有本职事务，全都不是两省官，换言之除了政事堂这一个场合，诸宰相几乎全都没有别的身份与权力质疑他的决定，将最上层的摩擦矛盾集中于政事堂这唯一一个场所。
其次以备问失职为名，直接停了自两省以降诸供奉官职，只保留六部九寺等政事官，让朝臣们埋头做事、拼KPI，不要高谈阔论、唧唧歪歪。
这样的人事结构当然不合理，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直接放空，甚至就连基本的制敕宣令都不具备法律效应。但李潼也没办法，供奉官这一群体主要是嘴上工夫，而且普遍具有一种侍从性质，他们对旧秩序的忠诚与服从性质相对更高，真正的事务权不大，话语权却不小。
如果这一群体继续保留下来，朝廷必然会有大量的精力损失于内耗中，这显然无益于事，索性全都停职，埋头做事、不论是非。
但这么做也不是没有恶果，首先是朝廷政令决策的章轨法礼性无从体现，其次就是大量的事务决策汇聚于最高决策层。
法礼性倒是好解决，无非是群臣的认可度高低，《靖国格式》的颁行，奠定了这段靖国时期从权从宜的一个整体基调，恩惠普授也让群臣们对此保持高度认可，不会动辄唱反调、气抖冷，凡所在事者都是这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一员。而且凡所令式颁行，只以“靖国”加署发付有司。
超强的工作量与超快的考课节奏，也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而原本该由门下省、御史台与吏部共同负责的考课工作，在《靖国格式》中直接将每旬小考的权力暂给各司，再由各司呈交吏部，以作为铨选的一个标准，而五品以上的给授则仍保留在朝议中。
《靖国格式》本身就是一种奖赏激励的临时制度，是为了能够让朝廷平稳的渡过这一段特殊时期，让朝臣群体都能尽量的参与进来。
诸司职事有轻有重，除了正常有益定乱复治的事务之外，为了让诸司都能保持忙碌运转，李潼甚至都做出上午让一司将物料计点存入官仓、下午着另一司取走的制令。总之，你别闲着。
这样当然会造成大量人事资源的浪费，可问题是，人一旦闲下来脑子就要撒野、嘴巴就要发瓢。千人则千面，上一刻是虎狼，下一刻是贤者，天使与魔鬼，都是无聊者自我加戏。
在大目标明确无疑的非常时期，讨论资源有没有达到最优配置，都是废话。人人充实忙碌，一份辛苦、一份收获，这就是最基本的人事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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