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得倒也准确。
老刘有了博士称号，他的名片便很醒目地印了几个洋文字母，字母后头是“博士”两个汉字。洋文没人能看得懂，我问是希腊文还是拉丁文，老刘眨巴着小眼没说话。他的小儿子二泡告诉我，那几个字母是汉语拼音“收藏”两个字，被他爸爸删去了o和a两个字母，这就谁也不会读了。
老刘的古玩铺子是个三层小楼，坐落在黄金台村的北沿，朝南望是秦岭的连绵青山，朝北看是渭河的广阔滩地，风光是一顶一的好！刘家楼顶上飘扬着一面庄严的五星红旗，红旗的旁边是他自制的“黄金台收藏协会”的绿旗，镶着粉边，生动又活跃。特别是在夕阳下，黄金台沐浴在金色落日中，老刘家的旗子衬着青山绿水，在晚风中舒卷自如，往往让人时空错乱，联想起宋江的“替天行道”和孙悟空“齐天大圣”的名号来。在渭河边，这面带粉边的绿旗比红旗更有名，更招人耳目，一问黄金台收藏协会没人不知道。当年我闲了常到老刘的铺子里转悠，他总有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拿出来给我展示，比如清朝官员的帽子、绣花的小脚鞋、冯玉祥使过的茶壶、于右任书写的条幅……真的假的都说不清楚。老刘把他的二楼装扮成了县衙大堂的模样，一张卷边大案，后头是海水江崖红日喷薄的背景，两边是“回避”“肃静”的牌子，墙上立着衙役使用的哨棍、板子，一把太师椅，一块惊堂木，都是从私人手里收来的，货真价实。我坐在大案后头，把惊堂木啪地一拍，清脆响亮，威风无比。老刘说，咋个向，感觉不错吧？县长老张的办公室哪能跟我这个比？
我说，比张县长有派。
当时的张县长正为宿办合一的办公室闹耗子而一筹莫展。
老刘说要是我愿意，他可以把这地方借给我写作，这大案子几台电脑也摆下了，平展宽敞，要是写书法，六尺宣纸不用抻纸。我未置可否，因为我不知道在这张县官审过案的台子上，在那些“回避”“肃静”的陪伴下，我会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
老刘的内室挂着他自己的书法，书法无规无矩，无拘无束，伸胳膊尥腿，七扭八歪，毫不掩饰，毫不做作，倒也有一番真性情。东边一幅是“我幸则我素”，西边一幅是“知足则长乐”，落着“黄金台居士”的款，裱了，用镜框装着，位置挺显著。两幅书法的上头都盖着闲章，东边是“静心”，西边是“墨香”，整个作品，唯有两个闲章还像回事，其他都是昏天黑地。一问老刘，说名章是用洋芋刻的，一次性使用，完了就让老婆炒了酸辣洋芋丝，以防别人假冒，俩闲章是在西安书院门小摊上买的现成的，一大堆随便挑，三块钱一块。我私下跟老刘说，“我幸则我素”的“幸”应该是“行”；“知足则长乐”的“长”应该是“常”。
老刘看着他的书法说，错了吗？
我说，错了。
老刘说，你把对的给我写下来，这伙哈，看了都不言声，成心看我笑话。
我把“知足常乐、我行我素”给他写了，说，这个则字也得去掉，用不着在这里出现。
没几天，新的“我行我素”“知足常乐”就挂出来了，在主席像两边，一边一条。我暗自替墙上的主席叫苦，摊上缺a少o的“博士”，想必主席也没辙。
我从青山退休回北京已有两年，这期间跟老刘几乎没有联系。这次他贸然跑了来，也充分体现了他的风格——烦你没商量，一切都是“我行则我素”。我怪他事先不打招呼，他说事先招呼就来不了了，那样我一准说有事，开会呀、采风呀，不接待的理由十分充足，百分之百不会在家。老刘说得没错，在家里接待这么一个人物，还真有点麻烦！我暗暗地为正写到半截的小说叫苦。
我让他把鞋换了，老刘不换，说城里人就是多事，地就是让人踩的，雪泥鸿爪，是件多么文雅的事情，遗憾的是他的爪上没有雪泥。
我说，地板是新铺的核桃木，我怕你踩坏了。
老刘说，核桃木有甚了不起，我院里的核桃树十几棵，二泡（他的大儿子叫一泡）一天上下几十回，从来也不脱鞋。
话是这样说，老刘还是很不情愿地把两只尖头皮鞋脱了，这一脱不打紧，一股热臭立刻在房间里弥散开来，熏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我说，你还是快穿上吧，我受不了！
老刘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你让我脱的，我又没主动脱，空气已然污染了，总是比窗户外头的雾狸（霾）好得多。看看你们北京的天吧，哪里有咱们青山透亮，也亏你在这儿待得住。要不跟我一块回青山，回黄金台，现在山下的油桃花开得正美。
我说，就凭你这一双脚，北京的PM2.5得翻成二百五。
老刘让我找了两个塑料袋，把脚套上了，气味还是不能消散，已就已就了，再怎么做都于事无补。
我问老刘来的目的，他说他的收藏事业要发展，北京是有大眼界、大市场的地方，他是来开眼长见识的。
老刘说话的时候一张脸很生动，小眯眯眼，厚嘴唇，眉毛上下乱飞，大黄门牙朝外翻，两颗小金牙闪烁其中。我寻思老刘搞收藏是干错了行，要演电视，效果不会比《民兵葛二蛋》差。天地间造就了这么张脸，真难为了老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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